徐昕 | 随手纪念律师制度重建40周年

40年前的今天， 1980年8月26日，《律师暂行条例》通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律师制度的第一部法规，也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重建。这一天，被定为全国律师咨询日。当然，国家把1979年作为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重建的年份，我的看齐意识慢了一年。也因为今年有一张法庭照片（如上），特别适合说明律师的地位与法治建设的滞后。尽管以前我也说， “律师兴，法治兴” ，但只是说说而已，正如绝大多数学者那样。只有从事刑事辩护之后，我才真正深刻地理解律师制度对于人权保障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只有亲身见证了失去自由，才能更深地体会自由的意义；只有亲身见证了失去生命，才能更真切地看到死刑的残忍；只有眼睁睁看着冤案被制造无能为力，或者冤情无法昭雪，才更深刻地期盼律师制度和法治的发展。正如体制内的达官显贵，只有身陷囹圄，并喊冤叫屈时，才可能真正地渴望法治。先前的文件、会议讲话，无论多么堂而皇之，都不过是纸上谈兵。所以，在我身上存在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体制内的朋友时常提示我注意风险，有的教授甚至与我保持距离，删掉微信，觉得我似乎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另一方面，对我的大量求助又来自于各部门领导和警察、检察官、法官，他们亲友遇到刑事风险，首先想到的是找徐老师。前不久一位当事人家属坚决找我， “法官朋友建议，找徐律师，或许还有机会。 ”类似的推荐，上至中央部门官员，下至偏远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在一起案件的休庭期间，合议庭成员走下审判台后，向我求助其亲属的案件。体制内其实有很多明白人，他们理解当下法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理解每个人都可能是不安全的，理解律师制度是人权的基本保障，理解蒙冤时只有坚持的律师才有可能救命或平冤。当然，也有不少被权力冲昏头脑的官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似乎认为永远是自己整别人，想不到自己可能会遇有不测。但事实上，有的人能平稳着陆，有的未必安全，毕竟官员遭遇刑事风险的概率高于普通人百倍。政法整顿教育工作， 7月份开始试点，明年将全面展开。经历这次政法整风运动，相信不少体制内的人会更深刻地理解律师制度的意义。高铁上随手写了几句，既作为律师制度恢复和重建40周年纪念，也作为对达官显贵们的提醒，文后有我助理肖之娥律师的电话，不妨记下来，或能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