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谕式调停明清民事解纷的基层做法

民事案件在传统社会被称为“民间细故”,由州县自理。州县官员为应对基层“案多人少”的困境,常交由地方宗族和乡绅自理。唯有因民事纠纷引发刑案,官府才会介入,因此,明清之际常存在“谎状”,谎称发生了刑案,才能真正将民事纠纷告到公堂。不过,一旦被官府识破,告状之人除了受皮肉之苦外,所告之事亦会被退回自理。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笞杖以下的州县自理词讼,往往采取“教谕式调停”解决,援引国法和先例作出裁判的情况极少。此种处理方法想必正合担任过“教谕”的海瑞之意。
处理疑难案件除了劳神伤身之外,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 。从律法上讲,不理民事案件官员无需承担责任,向上请示汇报容易被看成不懂官场规矩,给上头添麻烦,自找苦头。而且,明清律均要求官员依律例断案,若案情可疑,按照海瑞的审判原则断案后,还需另寻法条依据,否则会被追查任意司法之罪。不过,判归判,如果不建档,只是利用强势的官威调解,则可以完全不入档,上方便无法利用文书行政系统追查。这是基层民事案件常用调解之法简易审理的又一重要原因。明清之际,州县长官有权在律例规定与否的前提下对自理案件作出适当调解。只要调解的在情理上过得去、两造又能安心接受,那么,疑难案件就不再成为难办且棘手的案件了。不只是海瑞,他的前辈们也正是用调解之法安抚和治理地方。
基层官员主要职责是“刑名”和“钱谷”两项。刑案固然重要,否则纵容匪盗,滋长反骨。作为赋役的“钱谷”征收与民事纠纷的合理解决关联甚密。不论是“争产业”,还是“争言貌”之类的疑讼,官府若拒绝审理,便是对民生疾苦的置之不理。民众有难,官府拒之门外,到官府收征时,民众自然会以牙还牙,抗税造反。民事案件能否得到恰当审理,关乎官员政绩和地方稳定。在理与不理之间,最为明智的做法,便是采用“教谕式调停”的做法,既可避免案卷文牍之累,又可轻松恰当解纷,何乐而不为?
何为“教谕式调停”呢?海瑞的决疑之法便是。海瑞借用民事决疑之法在深受“格物致知”影响的南方推行社会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是古代中国基层行政与司法不分的当然结果。不过,通过司法决疑促进社会革新最早却是朱元璋的初衷,偏执固执的海瑞任户部主事(正六品)时上《治安疏》严厉批评嘉靖无道昏君之举也有明初太祖之遗风。“想当然而拍脑袋地决疑”正是从心性理想出发,坚信好心便能办好事,以及承袭祖制的信念,加上无私廉洁的人品,才是海瑞决疑之法的力量源泉。
【教谕式调停明清民事解纷的基层做法】(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