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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探索亚洲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
放眼亚洲，各国早已休戚相关，命运相连。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各国应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加大薄弱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向特殊群体提供更便捷、更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减少各国的发展差距、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致力于实现亚洲普惠金融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在亚洲范围内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采取全局性措施（ HolisticApproach），通过推进政策制定、加强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服务供应商的产品创新和客户保护意识、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能力建设等手段多管齐下，切实拓宽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消费者利用金融服务的频度，更好地应对数字金融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金融服务真正能帮助广大民众达到更好的金融健康状态，提高生活福祉。
博鳌亚洲论坛7月曾发布报告，本公号已发布对报告相关内容的系列分享，从中国在普惠金融领域的顶层设计到亚洲各国的普惠金融先进经验均有涉及，您可以点击蓝字或上方专辑链接查询往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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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全局战略，完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
2017 年 G20 推出《G20 普惠金融行动计划》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提高被排斥在传统金融之外的特殊群体的金融可得性。计划指出，国家层面需要统筹协调扶持小微企业、监管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教育、结算系统在内四个领域九项核心议题，应对数字化经济需要与私营部门协作的五项议题。国家层面制定全国性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统筹全国资源，加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对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作用。在制定和落实全国性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时，应考虑如何符合全局性方案思路，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促进各部门合作，构建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
各国中央银行、财政部、数字通信监管部门、教育部门、国有金融机构、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都应积极投入到发展普惠金融事业中。亚洲各国可以考虑自身实际情况，实施激励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与衔接，制定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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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设高质量、多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
各国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不同，是造成亚洲普惠金融发展鸿沟的原因之一。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日本福冈会议肯定了发展可持续金融、普惠金融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G20 沙特阿拉伯峰会也将提出利用科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智慧城市及推动人工智能、提高网络安全性等议题。推动金融领域、数字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安全、可靠、可信的公众服务，仍是亚洲各国普惠金融需要推动的工作。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把基础设施联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五大支柱之一，其中金融基础设施的联通是重要内容。
各国应依据自身情况，建立和完善金融领域、数字领域的基础设施。各国应结合自身发展普惠金融的需要，构建多层次征信体系。一方面，没有全国性征信体系的国家应加快建立全国性征信系统；另一方面，应打通信息孤岛，加强各国、各部门、各机构间的信息汇集与流动。
同时，各国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基础设施在金融市场运行中发挥的枢纽作用和确保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中发挥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构建涵盖征信系统、支付系统、交易设施、清算结算系统、登记托管系统、抵押质押系统、备案查询系统、交易报告库等基础性公共服务设施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分页标题
推行“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商业导向
亚洲各国金融机构为充分满足特殊群体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使消费者获得满意的普惠金融服务，应推行“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商业导向，有效提高面向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与精准度。各国国情相异，金融环境相异，女性、老年人、教育水平低、农村地区、低收入等各类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相异，设计定制化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应围绕“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理念，抓住消费者的特点和需求，确保消费者可以通过服务和产品受益、金融服务机构有利润可维持商业活动。
“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原则既从根本上满足了公平公正和尊重消费者，还通过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增加产品透明度，定价更加合理，投诉机制更有效，消费者隐私得到保护。金融服务机构也可以采用金融科技的手段和数字化的配送渠道，降低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服务，增加商业模式的适用性。
“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商业导向，还要求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不限于储蓄、信贷，通过识别消费者不断演变的需求，在保险、财富管理、风险管理领域提供相应产品与服务，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履行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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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发展，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实现了创新与融合，亚洲各国逐步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消费者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也暴露在本金损失、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洗钱等风险当中。由于特殊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风险识别能力较差，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容易处于特殊和不利的境遇。加强消费者的能力建设，通过金融知识宣传，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但是消费者能力建设本身需要时间周期，加上随着产品不断创新，学习内容将不断增多。
亚洲各国在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新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亟须采取有效的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科技滥用，构建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首先，监管当局可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对新技术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的影响进行模拟实验；其次，加强从业机构行为规范和责任能力建设，通过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等手段，提高普惠金融全流程的透明度；再次，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数字鸿沟和业务外包风险的管控，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最后，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完善数字和隐私保护法律框架，加强对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
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人均国民收入有大幅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 2018 年数据，亚洲地区有卡塔尔、新加坡、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等11个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中国、哈萨克斯坦、泰国等15个中高收入国家，蒙古国、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等14 个中低收入国家，尼泊尔、朝鲜等 6 个低收入国家（巴勒斯坦无数据，除外），不断有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尽管亚洲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为实现亚洲整体的共同繁荣，中低收入国家仍需要继续发展经济，应在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方面作出极大努力，这也是亚洲各国仍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原因。
亚洲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和治理结构呈现不同特点，普惠金融发展既面临共性的风险与挑战，又面临不同的制约因素。亚洲国家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深入了解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取长补短，共同寻找解决共性、差异化问题的突破口。首先，发挥好标准制定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从本报告第二章案例可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帮助亚洲国家构建金融基础设施（柬埔寨案例）、提高居民金融素养（蒙古国案例）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亚洲各国应积极与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借助其先进经验提升本国普惠金融领域建设。其次，加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沟通与协作，出台利于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监管规则和标准，构建亚洲普惠金融数据库，继续完善亚洲普惠金融生态指标，持续评估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发展。最后，充分发挥博鳌亚洲论坛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国际论坛、研讨会、交流会等方式共享各国普惠金融可借鉴经验，促进亚洲各国金融机构交流和金融资源整合，为各国解决共性和差异化问题提供平台。分页标题
《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
《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是博鳌亚洲论坛六本旗舰报告之一，旨在以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角度梳理亚洲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普惠金融实践案例及发展经验，为亚洲普惠金融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支持。
_本文原题：《探索亚洲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