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县广播电视台|张垣文化——涿鹿考古寻根

_本文原题：张垣文化——涿鹿考古寻根
涿鹿考古寻根
张家口新闻传媒集团
采访人员郝莹玉通讯员陶宗冶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
2000多年前，当西汉太史公司马迁，用他那饱含沧桑的笔写下“黄帝、涿鹿” 四个字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四个字，却让后人整整争论了2000多年。因为，这四个字和一个史前部族集团的首领相关，这个人，就是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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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翻开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页，黄帝征战过的涿鹿自然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炎黄子孙一直钟情着涿鹿，而涿鹿的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寨这一个个和黄帝相关的遗迹也历经沧桑，声名远传。
但也有历史学家提出质疑，司马迁笔下的黄帝已经距今将近5000年了，即使公元前91年司马迁本人在写黄帝的时候，黄帝也距他生活的年代2000多年了，他记载的黄帝真的存在吗？黄帝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真实的历史吗？如果是，除了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其它的证据又在哪呢？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2000多年来一直困惑着人们，更吸引着无数的历史学家苦苦地求索。
01
证据在哪
历史学中的考古学，是用发掘所得的古代人类遗物来证实历史的科学，尤其是探索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考古学往往是唯一的研究手段。因为，史前史用考古学得出的结论比文字记载更直观，考证更有说服力，因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57年，河北省文化局组织文物专家来到涿鹿黄帝城，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用考古学的手段确定黄帝城的始建年代。考察中，队员们在城址里采集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石质的磨用器，但更多的是大量晚于石器时代的陶器碎片。当年年底，考察队做出判断，认为 “这个城可能是战国前后的城址” 。
结论有了，问题也来了，既然城址的年代是战国前后的，那么，那些采集的石刀、石斧和城址是什么关系呢？战国的古城为什么起名叫黄帝城呢？考察队给黄帝城年代做出判断的同时，也给黄帝城蒙上了一层新的迷雾，更何况这个判断还仅仅是 “可能” 。
距第一次黄帝城考察整整40年后，1997年春天，为给黄帝城始建年代找出科学、可信的物证，由河北省文物局组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涿鹿县文保所，共同组成的考古队开进黄帝城。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的文物工作者齐聚涿鹿，这在涿鹿考古历史上是空前的。人们期待，黄帝城能够随着这次考古取得的成果，揭开神秘的面纱。
黄帝城在中华大地名声远扬，在当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一位涿鹿人都为自己的家乡，曾经是黄帝的故乡而倍感骄傲。但在科学面前，传说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何况还有1957年的考察结果，这一点，让每一个考古队员深感责任重大。
黄帝城发掘中，考古队员们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分析土层堆积、清理城内墓葬、调查城墙夯土、解剖城墙结构，一句话，凡是可能找出年代物证的地方都像过筛一样，运用田野考古的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清理，但最终发掘出的遗物都指向了同一个时代———战国。
就在考古队即将离开的前夕，队员们意外的在城墙的最低层，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战国红陶釜。城墙低层压着的陶釜都是战国的，城址的年代自然不可能再早，这件陶釜的出土给这座土城的年代画出了最终的句号。
而以前在城址里采集的石器，在这次考古中都没有找到明确的时代堆积层，所以，这些少量的石器时代遗物，只能证明战国在筑城以前，这一带曾经短暂生活过石器时代的人。但队员们知道，石器使用的年代跨度很大，在长达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人类都在使用石器，所以，有石器不等于使用石器的主人就一定和黄帝有关。同样的道理，有石器也不能证明这里就是黄帝城。科学的结论只能来自可信的证据。考古的结果让黄帝城又回到了40年前的原点。分页标题
这个结果令人感到遗憾，也让人产生了共同的疑问，难道黄帝涿鹿之战真的仅仅是一个传说吗？
02
曙光初露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的考古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这一大课题的指引下，从长城南北到长江流域，一大批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不同人类群体的遗址被发现，中华大地分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史前中华文明犹如 “满天星斗” 照亮着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
数量众多的史前遗址，不同区域表现出的不同文明特征，让考古学家看到史前中华文明的多样性，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初期的文化源头。
今天的涿鹿地处河北省张家口市，它的北面横亘着东西走向的阴山、燕山山脉，东面俯卧着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涿鹿正处在两大山系呈丁字形的衔接处，地理上是一片相对封闭的三角区。幸运的是，永定河水系的两大支流，洋河和桑干河，从内蒙古中部和山西汾河上游分别汇集流经这里，最后在两大山系衔接处冲出一个隘口汇入北京的永定河。
洋河和桑干河河谷，既为涿鹿这片封闭的三角区冲出了一条地理通道，也为史前人类的交往提供了一条横贯东西的天然走廊。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将吉林大学考古系的实习地点选在张家口蔚县。苏秉琦教授在全国版图上独选张家口，是意识到这里在人文地理上的独特之处，因为张家口是中原、辽西和西北三大史前文化圈的交汇点，洋河和桑干河河谷，必然是三大史前文化相互碰撞交往的文化通道。因此，揭开张家口史前史的面纱，对了解中原和北方史前文明的交往融合，进而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979年，随着桑干河畔考古发掘的开启，张家口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考古拉开了序幕。肩负这次考古重任的，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时任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张忠培教授。
三年来，吉林大学师生在桑干河畔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到商代各个时期的古代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在桑干河畔共生共存的现象，让人看到5000年前中原和辽西两大人类集团在张家口的碰撞和融合，而原本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出现在张家口，在让人感到意外的同时，又让人产生出无限的遐想。
03
走近黄帝
红山文化是近年来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批距今5000年以前以玉为随葬品的红山人墓葬。不久，又在一处叫牛河梁的遗址发掘出大型石砌祭坛，祭坛周围发现了神庙和泥塑的神像。
红山人的神庙、神像，以及墓葬中随葬的玉雕龙，一经面世立即震惊了世界。因为，在此以前谁也没有想到，时间如此久远，地理又远离中原的辽西，居然有如此发达的史前文明。
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文明最典型的代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骄傲。红山文化的玉龙和其后中国青铜时代的玉龙，明清时期的玉龙有承袭关系，就是说，中国的龙是继承了红山文化的龙发展演进而来的，而我们今天到处可见的龙当源自于红山文化。所以，红山文化的玉龙是中华文明中 “龙” 文化的最早源头，是名副其实的 “中华第一龙” 。
在中国历史上，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集皇权、正统的代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论是农耕人还是游牧人，只要问鼎中原，都会毫无例外的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作为至高无上的象征，都会用龙彰显自己的皇权和正统的身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个时候的龙，已不仅仅是史前红山人祭祀苍天神灵的通天之物，而是高高飞跃在中华文明金字塔顶端的神。既然龙起源于红山文化，后世传说中的黄帝又曾呼风唤雨，驭龙升天。因此，人们有理由联想，传说中黄帝和龙的这种联系仅仅是后世的附会吗？分页标题
红山文化以玉为葬的墓从不出陶器。对此，长期主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认为，玉是古代通神的工具，以玉为葬的墓主人是红山人的族长或者是大巫师。红山人 “惟玉为葬，惟玉为礼” 的习俗，和春秋时期孔子以玉比德，以及儒家提倡的德和礼，无疑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孔子以玉比德的思想和红山人 “惟玉为礼” 的习俗一脉相承。
在牛河梁遗址，考古人发掘祭祀神庙时，意外发现了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塑女神头像，和头像同时发现的还有熊、鹰等动物的泥塑残肢，说明当时神庙里祭祀的除女神外还有熊和鹰等动物。
传说中，黄帝是少典的儿子，他们的部落叫有熊氏，熊应该是这个部落的神或者图腾。牛河梁神庙里就发现了熊和鹰，这难道是一个巧合？另外，也有学者根据小型玉雕龙的脸部特征又把它叫做 “玉猪龙” 或 “玉熊龙” ，熊和龙的合体又是一个巧合吗？
考古证实，红山文化是农业文化，而且是高度发达的史前农业文化。传说中的黄帝也是农业部族集团，而中华文明的主要代表就是农耕民族，难道两者之间没有关联吗？
一系列的疑问，一系列的巧合，一系列对后来中华文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现象，让人不能不把红山文化和传说中黄帝联系起来。对此，苏秉琦教授分析说：“黄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只有红山文化可以与之相对应” ，红山文化成为中国史前文明中唯一能和传说中的黄帝相对应的史前文化。
1998年，人们在张家口阳原县一个叫姜家梁的地方，意外发现了一处史前人类的墓地，墓中出土物中有一件和红山文化完全一样的小型玉雕龙，证明了这处墓地的主人和红山文化的承袭关系。不久，人们又在涿鹿采集到几件和姜家梁墓地同属一个时期的陶器，这两个发现，为红山人曾经迁徙到阳原、涿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涿鹿县广播电视台|张垣文化——涿鹿考古寻根】张家口蔚县、阳原、涿鹿先后发现不同阶段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以无可辩驳的考古事实，证明距今5000到4000年前红山人曾经来到张家口，来到涿鹿。
人类群体的大迁徙是人类扩展生存空间的必然，而扩展生存空间的结果，往往是新迁徙的群体和原住民之间发生你死我活的争夺，战争无疑是解决这种争夺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
红山人西迁涿鹿的事实，让司马迁记载的黄帝涿鹿之战、黄帝阪泉之战有真实存在的可能。而涿鹿之战的存在，又反证出红山人就是黄帝部族。可能由于那场史前战争过于宏大，过于惨烈，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老一代涿鹿人只能口口相诉，代代流传、用口述的方式记载祖先那段光辉的历史。同时，也渐渐把当地一些历史久远的城址、遗址和黄帝相连，以至于2000年后司马迁编撰《史记》时，还能从当地人们的脑海中发掘出久远的记忆。
无数的考古发现让人们看到，距今5000年左右，在世界东方的这片土地上，曾有众多的部族和古国存在，部族和古国之间有独立，有交往，更有融合。
来源：张家口日报2020年8月3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