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杭州离奇杀妻案凶嫌的犯罪人格杭州杀妻案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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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杭州离奇杀妻案凶嫌的犯罪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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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杀妻案告破，离奇的杀人情节迅速引爆了舆论。受害人丈夫，凶嫌许国利在案发前曾一脸无辜地以受害人家属面目接受媒体采访，侃侃而谈，神情自若，若非杭州警方不惮辛劳，抓住微小线索抽丝剥茧并最终案破，这起杀妻案很可能就以失踪悬案而长期无解。
从犯罪学的角度， “杀妻”、“杀夫”恐怕是凶杀案里最常见的犯罪类型之一二。用“杀妻”或“杀夫”作为检索词，在百度百科中可以分别检索出35700000和7360000个相关结果。去年新西兰媒体Stuff公布的《新西兰凶杀案报告》中，近三分之一（32%）为亲密伴侣间凶杀案；2016年中国广州中院的一份统计数据， 2001年至2016年间的故意杀人罪案判决中，有28.7%的案件中的受害人与凶手为亲密伴侣关系。甚至，就在许国利案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四川安岳警方今天（7月27日）又曝出另一起杀妻案，凶嫌也是先报妻子失踪，案破后才发现是杀妻案。
在杭州杀妻案告破前一个多月，另一起曾引起舆论大噪的杀妻案犯罪人被执行死刑——2017年告破的上海杀妻藏尸案犯罪人朱晓华于2020年6月4日被依法执行死刑。许国利案与朱晓华案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事先有预谋；都是冷血杀妻并伪装无辜；都是杀妻后并无逃离而是若无其事直至案发。两起案件的分别只是许国利案杀人者杀人分尸毁迹，朱晓华案杀人者杀人藏尸。
之所以亲密伴侣之间会成为凶杀案的高发，最亲密的枕边人沦为最残忍的夺命人，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并不难解释。亲密伴侣是人类个体之间互动最为频繁，也是利益纠葛最为紧密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激情杀人、情杀、仇杀，谋财、泄愤，都大概率充斥着足够的冲突导火索，也更可能有着充分的凶杀动机。特别是婚姻关系，相比于感情基础，婚姻缔结的促成因素原本就是以经济基础和利益算计为更多考量，特别是在法律又以尽可能维护婚姻关系为优先的法律语境下，婚姻内的互杀也就不难理解。
抛开普遍意义上“枕边人”凶杀的犯罪心理分析，有太多类似的描述、调查、分析和解释，下面仅仅从特异性的许国利杀妻案中来分析背后的犯罪人格。
相比于其他的“枕边人”凶杀案，许国利案令人咂舌的特异性有两点：一是离奇的分尸灭迹过程，二是案破前他的镇定自若。
限于警方报道的局限，我们很难揣测许国利是如何分尸灭迹的。在杭州市区内居住密集的住宅小区的房屋内，在11岁的女儿就在隔壁的情况下，凶嫌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和时间把一具尸体一点点分尸毁灭掉。特别是，警方在接案后曾经对案发的房屋做了仔细的搜索和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凶杀线索，只是根据小区监控没有发现受害人离开的迹象，所以对全小区每一户都做排查，对小区化粪池做了一点一点的过滤，直到找到其中的人体组织，才锁定证据，案破。
不难推测，凶嫌许国利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要把整具尸体迅速分解、消灭，这需要相当冷静、理性的心理素质。更令人齿冷的是，他做完这一切还能镇定自若地接受媒体采访，积极地配合警方问询调查。如果不是杭州警方不惮辛烦，以极大的耐心对整个小区用梳子梳，篦子篦，从38车化粪池污秽物中逐一进行冲洗、筛查和提取检测，直到找到受害人的人体组织，离奇的杀妻案很可能就只是一起失踪悬案。
从媒体报道的相关凶嫌及受害人背景材料中，可以发现其中一些端倪。凶嫌许国利与受害人均为二婚，共同育有11岁女儿。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维系了10多年。对受害人前夫的采访中可以获悉，受害人来某在前一桩婚姻尚未结束时就与凶嫌在交往，并因此千方百计设法逼前夫与她离婚。也就是说，二人的婚姻是有感情基础的。他的弟媳在受访时认为哥嫂一家关系是很好的，没有闹过什么矛盾。他的乡邻们也表示， “（许和来）夫妻二人的感情看起来很不错” 。
凶嫌许国利是三兄弟中的老二，他哥哥是父母抱养的，他和弟弟是亲生的。 4岁时许国利的母亲因癌症去世，他们兄弟三人是由单亲父亲拉扯长大的。许国利初中毕业后曾当过兵，也曾在家乡竞选过村干部。在老家村里人的眼中，许国利在离开村子前是个性格温和，不会和人打架斗殴的“老实人” 。许国利离开村子后，曾在上海南汇区下沙养鸭子，在2004年遭遇禽流感后，他分析政策，积极为鸭农争取补偿，是一个懂政策的“热心人” 。分页标题
尽管也有媒体报道认为许国利杀妻是因为财产纠葛，他希望能从妻子那里获得一套房子给自己与前妻的孩子，遭到了妻子的拒绝。但这并未得到证实，也得不到前述相关背景材料的印证，姑且一说。
从中不难拼出许国利的人格轮廓：温和、热心、残忍、理性，这样的人格画像与白银案犯罪人高承勇倒颇有几分相似。他们二人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被他人视为性格温和的人，都曾干出普通人所不可能干出的冷血、残忍的极端事情，都能若无其事甚至不露破绽地应付日常社会互动情境，直至案破。
在通常的杀妻案中，犯罪人都会有因杀妻而产生的内疚、痛苦和紧张情绪，上海杀妻藏尸案犯罪人朱晓华在杀妻并挥霍完钱财后，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促使他把杀妻的秘密主动告知了妻子父母。但是，许国利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情绪征兆，他接受媒体采访的几个视频也难以从微表情分析中找到明显撒谎破绽。要知道，他还要应付与11岁女儿的共同生活。
他无论到底是采用怎样的方式分尸灭迹，要把血液、肌肉、器官、骨骸一点点都处理完毕，在警方搜查中不露痕迹，需要极端的冷静、细致和理性，不受情绪困扰。白银案的犯罪人高承勇也有相似特质；在另一起弑亲案，北大弑母案的犯罪人吴谢宇也有相似的特质；甚至在去年底告破的劳荣枝案犯罪人劳荣枝也有相似的特质。
许国利与他们相似和一致的特质都是极端地残忍、无情、冷静、理性，不受情绪困扰，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做不到。从心理学角度，他们是人群中极少数的一类人，他们有着与汉尼拨类似的心理人格基础。普通人的行为举止会受到情绪的困扰，特别是在压力的情境下，情绪更是会严重干扰理性的判断和表现；同时，灵长目物种特有的镜像神经系统会使得普通人对杀人分尸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和厌恶，别说亲自下手，光是想一想就不寒而栗，这是人类怜悯和共情的生物学基础。因此，当极少数的一些人与生俱来就缺乏镜像神经系统的正常反应，几乎不能共情，也不能感受到怜悯和同情，他们就构成了所谓的“天生杀手”的犯罪人格基础；再加上他们更少甚至几乎不受到情绪的困扰——顺便说一下，人们常说的“高情商”的理想状态无非就是如此——就能表现出极端的冷静、理性，同时又残忍、无情。
这恐怕才是许国利杀妻案相比其他杀妻案更令人感到不安和齿冷的特殊性之所在。杀妻或杀夫案并不鲜见，无论中外的犯罪统计数据都显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凶杀案都与“枕边人”有关，这并不奇怪，也不足以因此诟病婚姻制度或质疑爱情。当大多数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际互动以及利益纠葛是发生在与“枕边人”之间的，那么显示出同比例的凶杀案也就不以为奇了。
问题是，许国利也好，高承勇也好、吴谢宇也好、劳荣枝也好，他们固然有着异常的犯罪人格基础，也是刑侦中最为头痛的一类凶嫌或犯罪人。但是，他们相似的人格特质，同样也见诸事业有成的政、商菁英。在美国精神病学家凯文?达顿（Kevin Dutton）《异类的天赋》（The Wisdom of Psychopaths）一书中，就详细阐述了精神病态者与政、商菁英之间的这种人格相似性。
换句话说，是成长历程或者人际互动的情境促使他们沦为残忍的极端凶杀犯罪人。如果他们换一种成长历程，换一种人际互动情境，他们未必就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极端罪行。原生家庭的亲子人际互动（吴谢宇案、高承勇案），婚姻或亲密关系中夫妻/伴侣之间的人际互动（许国利案、劳荣枝案），如果是良性的、健康的、积极的，大概率就能阻止或防范极端犯罪的发生。
乃至每一个原生家庭的亲子人际互动，每一桩婚姻或亲密关系中的夫妻/伴侣人际互动都能是良性的、健康的、积极的——用更直白的话来翻译，就是平等、尊重、诚实和爱——人世间的绝大多数凶杀案其实都能避免。
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