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显惠：一语成谶｜名家专栏 |兰州|父亲|郭伯

_本文原题：杨显惠：一语成谶｜名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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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显惠，甘肃东乡人， 1946 年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1988 年入天津市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甘南纪事》等书；小说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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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成谶
——我的人生勾勒之四
杨显惠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经常回忆自己的一生——这一生做过什么事，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令我心痛的是，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中学毕业时选错了生活的道路，没有去考大学，而是上山下乡去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选择的结果是，仅仅三年多的时间，我把母亲送上了黄泉路。为此，我悔恨终身。愈是岁数增大，这种悔恨就愈是刻骨铭心。经常夜里醒来，都会想起母亲，想着这一辈子未能报答母亲的恩情，枉为人子。
那是1965 年的8 月，我已经偷偷地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驻兰州办事处报了名，然后每过几天就到办事处问一次，什么时候去兵团农场？办事处总是回答，还要等几天，要等从天津来的一批人过来后，你们一起走。似乎是月底的一天，办事处告诉我和我的一个名叫王召才的同学——我俩是一起去办事处报名的，最近天津那批学生要来了。于是我回家告诉父母，我过几天就要去兵团农场了。父亲大动肝火，骂我一通，然后骑着自行车跑到办事处，说母亲有病，不同意我去兵团。虽然在高考前我就跟母亲说过去兵团的话，但听说我过几天就走，一下子就病倒了，连着三四天，连饭都不做了。我只好来做饭。这样过了三四天，我自己都有点动摇了：看来是去不成兵团了。但母亲却突然说：你实在要去就去吧。看来母亲的思想斗争了几天，同意我的选择了；她又对我说，你不要惆怅了，不要考虑我，也不要考虑你父亲，你自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我母亲是一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出于对儿子的爱心，尊重儿子自己的选择。她说，我现在非把你拦下，将来你对兰州的工作不满意，往后的日子过得不顺心了，窝窝囊囊的，你是要怨怪我把你留住了，不叫你到外头去。你爸爸把你养这么大，想着让你上学，想着让你留在兰州工作，可你一定要去农场，他当然生你的气，这个你不要在意，不要想不通。
就在我等着出发的日子里，有一次，父亲把他工厂里的同事——一位比我父亲的年龄还要大几岁的老工友，叫到家里，请他劝导我。那个人姓郭，是父亲的酒友，他耐心地对我说，娃娃你要听父母的话，别的都不说，就说你妈，你妈是个有病的人，你不听话，你到农场里去了，等你再回来看你妈，恐怕就见不到她了。
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母亲就有病，气喘，咳嗽，咳起来时经久不停，脸胀得通红，刚刚吃下的食物，有时会全吐出来，连胆汁都吐出来。到底是什么病却不知道。我上中学时曾陪母亲去兰州很有名的兰大二院看过两次病，但看病时好好的，什么也查不出来，医生说是气管炎，给点药就回家了。
我曾跟母亲说过，要好好查一查病，但母亲不愿意。她说，她的病她知道，是生我时坐月子没休息好，是月子里落下的病。我那时对这些事不懂，心想坐月子得的病与气管有什么关系呢？但母亲不再去医院，我也就不坚持。其实母亲说错了，很多年以后，我到临夏州永靖县舅舅家去，表哥对我说，他们祁家的人有个共同的病，气管不好，是生理性的病、遗传性的病，不好治，甚至于说没法治。分页标题
表哥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母亲是气管有病，其实我也有这病，不过没母亲的严重罢了。我在吃汤面条或是喝汤时要慢慢吃，一快就呛着，就长时间咳嗽不止。
兰州人喜欢吃拉面，兰州拉面是带汤的，还要放许多油泼辣子，我也偶尔去吃，但绝对不敢放油泼辣子，汤里放了辣子，很容易呛气管。那时候没认识到这个问题，总觉得母亲不认真看病，不深入检查是怕花钱。
那时候家里的确穷，家里有六口人，就父亲一个人工作。五十年代父亲在兰州地毯合作社当工人，大概是五十年代末，地毯合作社国营化，叫兰州地毯厂，父亲一个月挣六七十元工资。 1960 年的饥荒过去后，工厂实行计件工作制，父亲的月工资才有八九十元，个别时候能超过百元。父亲是厂里技术最好的工人。那时候我就想，将来工作了，一定要挣点钱，攒下一些钱，好好给母亲看看病。
但是真正长大了，中学毕业要走入社会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的却是要去开发边疆。
我离开兰州去农场以后，当天晚上家里发生的事，我并不知道。过了约一年半，也就是1967 年春节快过完时，我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归。因为我没听父亲的话，自己偷跑到兵团去，一年多来，父亲都没有给我写过信；我父亲是上过小学四年级的，他能写信，但给我的回信都是母亲请邻居家的孩子写的。
那时候兵团有规定，新来的农工过了三年，才能享受探亲假。于是我写了请假条，拿着这封电报去找连长，要请假回家看看母亲。那时候，我们连队还在最初的胡杨林里住着，连部还在地窝子里，给连长提过意见后，我已经半年没有进去过了。那天我进去后，连长很客气地站了起来，杨班长有事吗？我说有点事。便把请假条和电报交给他。他先看电报，后看请假条，然后坐下来，在电报纸后边写了一行字：请司务长发给粮票。
那时候要拿粮票，不拿粮票路上吃不上饭。我请的是事假，连长却在请假条上写了按探亲假对待。这就是说，我可以报销路费了。事出意外，这使我不由地想，是不是去年夏季批判我了，他心里有点内疚？当时他已经在受批判， “文革”开始后，人们都开始给他写大字报了，大礼堂里到处贴着。我却没有批判他。
我请了假，当天晚上就到司务长那儿领了粮票，然后我把刚到兵团时发的兵团服拿出来准备好。 ——兵团服是师部加工厂制作的，黄颜色，和解放军的式样一样，颜色也差不多，但布匹的质量没有部队的好，是小平布做的。
这服装发下来后，我舍不得穿，把它存起来，平时穿从家里带来的衣裳。其他农工从家里出来时都带着皮箱或者木箱之类的物件，而我是仓促从家里跑出来的，没准备，到连队后找了一只破抬筐，把东西放在那里边。
第二天，我步行十几里路赶到团部，在团部的招待所住了一夜，转天早上从招待所出来，从新建的涵管桥上过了疏勒河，在公路边等安西县开往玉门镇的班车。
夜里下了雪，班车行驶在兰新公路上，平日里看起来平展展的戈壁滩实际是起伏的，风把突起处的雪刮到洼地去了，公路一段白一段黑。班车驶入一片白色雪地时陷住了，发动机在吼，车轮在转，却动弹不得。全车的旅客下车一起推。停停走走地赶到玉门镇，总共一百几十公里路，跑了三四个小时。
我记得是夜里八九点钟上的火车，是新疆到上海的快车，到兰州已是第二天中午时分。我想这时候不能回家，这时候回家，一走进家门口的胡同里，进到我们家的院里，就要遇到邻居和熟人跟我打招呼，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倒霉蛋回来了！这也太难堪、太尴尬了。
当时，我离家时的荣誉感已经在心里消失殆尽，要干一番事业的热情也已了无踪迹。自认为走错路了，人生的错误已不可挽回。差点儿整成右派，还有什么光荣感？白天我都没脸进家门，心境猥琐得怕碰到任何一个熟人。分页标题
我想在外边消磨半天时间，晚上再回家去。于是乘公共汽车到了兰州市中心最繁华的购物商场——大众市场。那是政府修的，盖个大棚，有一百公尺长；简单地分成格子，摆上两排货柜；中间不摆摊儿，宽阔的水磨石地面，两边是很正规的商铺，都是玻璃门，两层楼，上面是棚顶，棚顶与二楼之间有大玻璃窗，透光，很亮堂。那是1950 年代兰州最豪华的商场。从这个市场出来，就是兰州当时最热闹的大众电影院。我上中学时参加义务劳动，给几个电影院跑片子，在这儿进出过多次。所谓跑片子，就是几家电影院放同一部电影，一家电影院比另一家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影院放了两盘带子后，要赶紧转到另一个影院去。
我到市场去，一则消磨时间，再则想给父亲买一点什么东西。父亲爱喝酒，一次能喝七八两酒，一星期要喝一次。他平常不喝，就是星期天喝，和离我家住得近的一位姓郭的工友喝，有时候还有一位姓王的木匠。他们三个人请来请去，转着圈地喝，如果喝得高兴，说话多，时间一拉长了，每个人能喝一瓶白酒。他们经常喝到深夜，喝到最后，我母亲还要在厨房里做点让他们醒酒的饭菜。喝酒的时候有点小菜，喝完了以后还要吃点东西，经常就是这样。我对父亲喝酒特别不满意，因为我母亲有气管病，却还要从始至终伺候他们。好在父亲酒性好，就是喝醉了也不胡来，不骂人，不胡说八道，跟人说话时还笑嘻嘻的。父亲平时说话、接人待物都很和气。
我在大众市场买了两瓶酒。
我和父亲不辞而别，远走他乡，我想和他缓和一下关系；一年来，我写信一开头都是写上父母亲大人，可他就是不给我写信。我得罪他了，他生我的气呢，我希望这次回家能讨好一下他。
父亲对我的怨恨，一直持续到他临终前的头一年。我把他从兰州接到我天津的家里，他才释怀了。
我买了两瓶酒——你知道我那时候每月挣的那点钱——33.32 元，这包括地区补助费，实际的基本工资是28 元。去了农场以后，发的皮大衣五十几元要扣钱，冬天穿的黄色大头鞋、黄色农垦服（单衣、棉衣），还有一条棉毯、一床被子，都要扣钱，来农场的时候发给你，然后从工资里扣。
【母亲|杨显惠：一语成谶｜名家专栏】我只存下来三四十元钱。我想白酒里最好的是茅台，我就买了一瓶茅台，我现在也记得，是6.27 元，还有一瓶金黄色的白兰地， 6.71 元，是青岛出的金奖白兰地，比茅台价格还高。买了两瓶酒后，我就在那里溜来溜去，等到天黑，好回家去。
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叫城关区望垣坪。到了家门口，大门是一扇木门，院里住着四五户人，门从里面扣着。门扣是铁链式的，我上学时能从门框和门板之间的缝隙里伸进手指拨开它，可是那天我拨弄了好久也没拨开。没办法，我只好敲门。门上的木板有缝，正好对着我们家的房门，我看见我家的房门开了。过去的老式土平房，是那种对开的木门，门开了，灯光亮了——我母亲问谁，我说是德源。德源是我的小名。母亲就走过来开门。进到房子里，就我母亲在家，我问母亲有什么病，母亲说她没病，她是想我了，叫院里邻家的孩子发电报叫我回来，她想看看我。那一天是正月十五，我是正月十五晚上到家的。听母亲说她没病，我悬着的心放下了，就开始聊天，问阿大哪里去了。
我祖上是临夏永靖县人，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说的是永靖县方言，永靖属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方言就是临夏方言。 “阿大”就是爸爸的意思。
母亲说阿大到郭师傅家喝酒去了。我又问弟弟杨显发哪去了。母亲说和同学们玩去了。我走的那一年我弟弟刚上小学。然后母亲就给我热饭，一边热饭一边说，我想你这两天就要到了。过年期间的饭，都是白天做好的，热了后我吃了。吃完以后，我就问妈，前年我走了以后，阿大是怎么对待你的？我母亲说你问这个做什么？我说我要知道阿大怎么对待你的，怎么对你发脾气的。母亲不想说这些事情。分页标题
就在说话的时候，大门响了，父亲在喊人去开门。我要去，母亲拦住了我，让我坐着，她去开。她不叫我去开门，是怕父亲看见我，在院门口发生龃龉。
父亲是和他的工友郭师傅一块儿进来的。他们两个人经常是在这家喝完酒了，说我送送你，把人送到另一家家里去，到了后又说送送你，把人又送回来。要是那个木匠也在一起喝酒，三个人就互相送个没完了，这就说明他们喝多了。所以我父亲回到家里，郭师傅也跟着进来了。看他们进来，我就喊了一声，阿大。父亲瞟了我一眼，嗯了一声，说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我又问郭伯伯好。郭伯伯跟在后面说，德源回来了？客套了一下，他们就坐在炕头上了。这时父亲对郭师傅说，哎呀，你看你把我又送回来了，来吧，那咱们就再喝两盅。郭伯伯就说，德源回来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再喝一点。
他们一说喝酒，我觉得机会来了，这正是巴结父亲、讨好他的时机，我就赶快把我买的酒拿过来放在炕桌上。我父亲先是拿起包装很漂亮的金奖白兰地看了一下，说，这是什么呀，这是猫尿嘛，拿一边去，拿一边去。他又拿起茅台酒瓶看看，说，嗯，这个还不错，来，倒上，倒上。我便给倒上了，他们一人一盅喝下去了，我便又倒上第二盅。今天的见面很顺利，气氛祥瑞，我心里满欢喜的。不料郭伯伯提出来要和我喝一杯，我跟他喝了，但倒上第三盅时，我不小心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已经喝了一场酒了，这是第二场了，酒少喝一点的好。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父亲一下子火了：你是回家来看我的，还是来管我的？我没吭声。我说什么呢？他心里有火，火总是要发出来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我们那是土炕，他从炕上下来站在地上，大声说，你现在就滚，回你的农场去！谁叫你回来的，你回来干什么？我无话可说。姓郭的伯伯也下炕了，两步站在父亲面前，似乎是怕父亲打我，说，老杨，娃娃这么远回来看你，你看你的样子，你要干什么？快坐下！我父亲根本不理郭伯伯，喝斥我，滚！你现在就走！郭伯伯把父亲推坐在炕沿上，说，好了好了，说两句就成了，你还没完没了啦！但父亲继续吼，滚，你滚……母亲忍不住了，插了一句，儿子是我叫他回来的，我给他发电报叫他回来的，你这么撵他着做啥哩？我父亲说，你叫他回来的，你把他放走了，现在你叫他回来！你们两个什么都串通好了，你这么想他，那你跟你儿子一块走，你到你儿子那里去，你们现在就走！
在我们家里，母亲和父亲是不怎么犟嘴和吵架的，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嘛，父亲每天上班挣钱养家，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没什么是非，有什么小事，父亲说了，母亲就去做了，和和气气的，母亲从不大声说话，但这天母亲也提高了嗓门倔强地说，我不去，我不到他的农场去！我的家在这里呢，我为啥要到儿子的农场去。儿子是我叫来的，我也不叫你撵他走。他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我不叫他走！他现在就是想走我也不叫他走！
我一句话也不能说，我知道，这时候我要是说一句话，那就是火上浇油，父亲的火会烧得更旺。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一只死猪——是我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惨的，我也不能说什么话呀，难道我一气之下转身就走吗？从此就父子不再见面吗？我只能忍着，让父亲训斥，大发雷霆，叫他把一年半年郁积在胸中的怨气和怒火都发泄出来吧。他今天不发泄，明天还是要发泄的，今年不发泄，明年还是要发泄的。
好在那天郭伯伯在场，他终于把父亲摁住了，父亲没再跳起来。后来，郭伯伯把酒盅端到父亲脸前几乎要灌进他的嘴里，一再地说，来，喝酒喝酒，消消气。他才终于把腿又盘在炕上了。分页标题
父亲还是不喝，他把酒盅接了过去，恨恨地顿在炕桌上。但他不再骂我，也不再训母亲，就静静地坐着。
这时候母亲对我说：你回你的房子去吧，你路上乏了，睡觉去。
我们家还有一间房，那间房是我爷爷奶奶住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土坯房，一边是土炕，这间房空间大，有十六七平方米，用一个旧式的立柜做隔墙，隔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大概七八个平方米，那是我整个上中学时住的地方。我就到那里去。我奶奶是在我上山下乡之前去世的，爷爷还活着，我去了那间房，跟爷爷问了好，简单说了话，就去那个小房间睡觉了。
被褥都是母亲晒过的，很松软，但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在心里感叹，活成这个样子了，人生太艰难了！心里五味杂陈，思绪变幻不停，一会儿想这阵儿父亲会不会数落母亲，一会儿想当年要是不离开兰州会怎么样，甚至想到明天父亲会不会再撵我走，会不会再数落我的母亲……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到父母的房子去，父亲已经上班走了，我母亲在给我准备早饭，她很平静。吃饭的时候，我就接着问，我走了以后，这一年多我们家里的情况。我母亲就跟我说了，我前年离开家的那一天，六点多钟，父亲下班回来吃饭，问德源呢？他出去跟同学们玩去了，我母亲回答说。到晚上十点多该睡觉了，我父亲又问，德源怎么还不回来？我母亲才说，德源已经走了，去农场了。我父亲饭也不吃了，下地说我追他去，到火车站追他去。母亲说是七点半的火车，这时候都十点了，这时候可能已经到乌鞘岭了，你到哪里追他去？
乌鞘岭是甘肃东西部地区的分界线，气候截然不同，东边是农业区，西边是牧区和河西走廊的干旱区。我母亲虽没有出过远门，但知道有这么一个乌鞘岭。
我父亲也没办法了，于是就开始数落我母亲，骂我母亲。母亲对我说，这时候就随着人家的性子骂呗，人家想怎么骂就怎么骂，骂我没早告诉他，骂我把你放走了。
我母亲把大概的情况说了一下，我静静听着，没有出声。我无话可说，祸都是我惹下的，我说什么呀！后来我又问母亲的身体状况，母亲说，这一年半来，她的身体比以前倒是健壮了，咳嗽还咳嗽，但没有别的什么病染身。她说，自从我去了农场之后，她也改变了一下生活方式。以前除了一天做三顿饭，就是在家里待着，我走了之后，她每天吃过早饭，父亲去上班了，弟弟上学了，她就出门去走一圈，散散心，也活动活动腿脚，身体比以前灵活有力了，头疼感冒的都没有了。
听母亲这样说，我心里倒很难受。母亲这是在叫我宽心，叫我不要惦记她。我感到了锥心之痛！之所以锥心，是我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远离家乡，当一个农民，母亲明白，她的未来是指望不上儿子了，她要自强，这才开始自己锻炼身体的。
以后的这几天，我也不怎么出去，就在家里跟我母亲待着。偶尔出去，见了两个在中学时候关系特别好的考了学的同学，其他的都没去见，没脸见。
我的“探亲假”是一个月，但母亲在我待了半个月时就催我回去。她说，在单位好好干，要听领导的话。她叫我回来，是不放心，想我，看看我这一年半怎么样了。现在见了我，她放心了，还是早点回去工作吧。我在家里待了二十天，就回农场了。
这二十天中，父亲下班回来吃饭，我家房子里有一个方桌，过去人们说的八仙桌，可是父亲不习惯像现在的人们坐在饭桌旁吃饭，仍像过去大部分城市贫民那样，往炕上放个小炕桌，我母亲把饭端来，他坐在炕桌旁吃。我不习惯这样，总坐炕沿，腿斜在炕下边吃饭。吃饭时他一句话都没有。我有时候主动地说两句话，父亲哼哼哈哈两三句就对付过去了，二十天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他也没再数落过我。分页标题
在农场里干什么活，冬天冷不冷，吃得怎么样，能吃饱吗？陪母亲说话时她也问此类问题。我去农场一年半的生活，实际就是一部饥饿史。你想呀，每天沉重的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每月45 斤粮食，又没有什么副食，哪能吃饱肚子？没有食物油，有时连续几天都是韭菜汤，有时连续两个月都是吃水煮白菜或水煮圆白菜。连队的青年人都编出歌曲了：青稞面窝窝芨芨草汤，一天三顿呀饿得发慌……肉食根本谈不上，一两个月见不到一丝肉腥味，只有到年底的时候，食堂从团里弄一些猪肉来吃一顿红烧肉、吃一次鱼。你拿自己的工资买东西吃，人家扣掉服装费、伙食费以后，剩下的几块钱能干什么？手里总得有二三十块钱留着，以备急用吧。
但母亲问我的时候，我说什么都好，顿顿吃饱，月月红烧肉。我母亲说，你来过信，跟我要凡士林。到农场头一年冬天干活手裂，我要过凡士林软膏，因为团部商店缺货。结果她不光寄去凡士林、毛线袜子、绒线手套，还有鞋垫。她又说你信里面有一次说那个地方风大，我就想那个地方风大冬天冷，就给你把手套这些都寄去了。我只好说河西走廊风大些，也没什么，就是冬天干燥，手容易皴之类的话搪塞。
和母亲说话，有一件事深深地触痛了我的心。有一次，她突然问我，你怎么一天天地都蹲在家里不出去，你和同学们玩去呀，找你的朋友们去呀。我回答说，同学们都开学了，不上学的也上班了。她说，钟家的那个娃娃不知走了没有，你看一下去。我知道她说的是住在胡同口的同班同学钟敏良。我说，他来了吗？母亲说，那娃娃在你走了后，分到你不愿去的物资局了，前几个月毕业了，又分到平凉的一个兵工厂了。年前回家过年来了，到咱们家来过，说是过完春节就回去。你到他家看一下去，说不定还没走。我说，不去了吧，过年就四五天假，早回厂了。母亲说，那娃娃来看我了，说了一会儿话，我问他说媳妇了吗，他说还没有。我没说话，心想，母亲也太操心了，才正式工作半年的年轻人怎么能谈对象呢？但母亲接着说的话令我惊心，母亲说，钟娃子走后，我心里想了，你也是二十一岁的人了，该想一想成家的事了。我没出声，自己的狼狈遭遇，还谈什么成家立业的事呢。但母亲又说，你们农场里，有你看着差不多的姑娘吗？我说姑娘们多着哩。母亲看着我说，你怎么打算的？我说打算什么呀，没想过这事，还早。母亲说，没相一个吗？我说没相。母亲又说，没有了好呀！没有了妈给你在兰州相一个……
我似乎明白了母亲谈论此事的原委——她大概是想在兰州给我说个对象，然后以此为理由把我的工作调动到兰州来。我在心里苦笑着说，妈，这事你不要想了，城市里找个人，我怎么养人家，一个月三十元钱。母亲说，不挣了，三十元钱不挣了，回来学个木匠，一月挣一二百元。干什么不过日子？干什么都活人！
母亲的话，说得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在去农场之前，父亲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他的酒友里有王木匠，有张木匠，都住在我家附近，都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但家庭生活比我家邻居兰州大学毕业、在兰州汽车修理厂当技术员的日子过得滋润。那两个木匠，一个是细木匠，一个是包工给人盖房子的，干活我没见过，但人家骑的是蓝翎自行车，戴着英纳格表，穿着呢子质地的中山装，比那些小干部派头大多了！
但我脑子里想的是，当了木匠，我原先的理想就落空了，我还不甘心这样做。就对母亲说，不行，我回兰州来，户口就没有了，口粮就没有了。母亲说，不要了，那些不要了，人回来就成了！
母亲说来说去，还是希望我回到兰州，回到她身旁……这说明她是不赞成我去农场当农工，说明她后悔当年放我去农场了，但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分页标题
母亲这样做，我是理解的。
她出生于黄河边永靖县一个家境说得过去的中农家庭，从小在田野里劳动，长大了嫁到马家山，也是长年累月在庄稼地做活，她知道做农民的苦楚。记得上中学时她跟我讲过她的青少年时代，她说，越是家境好、地多的人家，女人们就越苦越累，因为地多，做不完的农活嘛。我刚刚去农场一年半，她就想叫我回兰州，她是怕儿子一辈子种地，一辈子受苦受累。
我不能听母亲的，找各种理由敷衍、应付过去了。但是，很多年后，我还是记得母亲和父亲当年说过的话，我想那时我如果真听了他们的话当个木工、瓦匠，再加上我在河西吃苦的劲头，和我在文学创作上下的功夫用的力气，说不定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年代能当个好木匠，能当个包工头，能闯出自己的一小片天地来。当然，我也可能成为一个投机倒把分子，早就判刑了。
临走的前两天，父亲下班回来，提着一个鞋盒子，放到炕沿上，对我说，把这个鞋换上，把你那个鞋脱着撇了去。我穿的是大头鞋，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旧鞋——褪了色的绿色帆布鞋帮，前半截是皮子做的，很大很难看，也很笨。在连队里劳动一天，汗湿透了，回到地窝子放在火墙上烤干，第二天接着穿。我打开鞋盒子，是一双很好看的鹿皮鞋，里边是带毛的。我立即就换上了，很软，又暖和。
第二天，我就穿着父亲买的鞋回农场去了。回到农场时，连队已经从自然沟旁的小树林迁移到十五公里去了。
在小宛农场，我生活了五年。这五年中，我回过三次家，第二次回家是1967 年秋季，收完了麦子，我和其他八九个农工去北京和天津，返回时在兰州住了两三个月。
我第三次回家是1969 年1 月下旬，正是数九寒冬。一天傍晚，有人喊我，老杨，你的电话，军代表叫你去接电话。我有点懵。那年连队盖了新房，入冬前全连都住进了新房子，并且从团部到连队拉上了电话线，通了电话。那电话安装在军代表住的房子里，我从来没有和人通过电话，谁会给我打电话呢。我进了军代表办公室，军代表在床上坐着，说，快接，快接，你的长途电话。我拿起话筒喂了一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是杨显惠吗？我唉了一声，那女声说，兰州，杨显惠来了；兰州，说话。这时我脑子里还在转，是不是哪个同学打电话好玩，跟我通电话呢？随即，一个人用临夏方言说话了，我是杨显青，是你爸爸的徒弟，地毯厂的。大概是1958 年，父亲曾把马家山的两个年轻人招进地毯厂，由农民变成了工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其中一个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他们对父亲很尊重，过年时总到我家来拜年。我说，我知道你。杨显青接着说，显惠，我给你打电话，是通知你一件事，师娘缓下了……
这下子我真是懵了，后边他再说什么我都没听见，脑子一片空白，军代表和其他人都在催我，叫我说话，但我只看见他们的动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后来，我终于清醒过来，再喂喂地喊，已经没声音了。我跑出军代表的房子，在外边站了一会儿，再回来跟军代表说，我这就要赶回兰州去。
我回宿舍拿了个挎包，立即就往团部跑。这时军代表追上来了，给我一张便笺。我看了一下，是连队新一届的军代表用钢笔写的“通行证” ，内容是杨显惠回家奔丧，希望沿途车站、旅馆和有关单位给予方便。署名处写着农建十一师六团四连军代表李天庆，盖着他的私章。
我第三天午后赶到家，一进院门就看见棺材停在房门口的两条木凳上，周围站了许多人。看见我，郭伯伯说了一声，德源回来了！原来亲友们已经等不住我了，正准备起灵要走。他们把棺材盖子打开，盖子上只钉了一颗钉子，没钉透，让我看了一眼母亲。我想多看一看母亲的面容，我扶着棺材站着，但有人催促，好了好了，看一下就好，快走，不要延误了，时间已经迟了。有人说，路还远着哩！分页标题
接着，就把我母亲拉回我们乡下。在那之前，我爷爷去世，家里就没通知我。我爷爷是1968 年夏季去世的，母亲没让通知我，说我1968 年春节过后才回农场的，爷爷去世了又叫他回来，又要请假，影响工作。
现在母亲去世了。天空的太阳非常晴朗，光线非常好，是正午的时光。母亲静静地躺在棺材里，面孔安详，闭着眼睛，嘴微微张开着，但不说一句话。母亲是尖下巴，此时更尖了。我哼哼起来，泪水“唰”地蒙住了双眼。人们拉开了我。他们着急，马上要起灵，要走，不走，这一天就埋不掉了，会违背乡俗的。乡下那边的亲戚还等着呢，墓都打好了。
起灵时我在前边抬着母亲的棺材，抬到胡同口的一辆卡车上。棺材放好后我突然又折回家里，进院时看见邻居正在扫院子。可能邻居做这事是应该的，是习俗吧，要把逝者的晦气扫一扫。可是我的心里很不舒服。
全文
未完
刊于《青年作家》2020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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