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他们,是生命的接力者



中年|他们,是生命的接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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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娉(左)协助捐献者家属办理手续 。 (陈敏 张林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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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谢 。 (陈敏 张林霞 摄)

中年|他们,是生命的接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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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萍 制图
采访人员 陈 敏 通讯员 张林霞
器官移植 , 一边是逝去 , 一边是重生 。 而行走在这生死之间的 , 就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 每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上都挑着一副担子 , 一头是捐献者家庭面对死亡的绝望 , 一头是器官衰竭患者面对新生的渴求 。
2010年12月12日 , 宁波市作为浙江省3个试点城市之一 , 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 2011年12月实现首例人体器官捐献 。 这几年 , 我市器官捐献人数不断增多 , 截至今年6月30日 , 浙江省器官捐献累计1419例 , 其中我市器官捐献累计221例 , 占全省的15.57% , 器官捐献总量居全省第二 。
器官捐献 , 让一个又一个生命重获新生 。 而每一例器官捐献的背后 , 是协调员们日夜奔波的辛劳 , 是旁人难以体会的酸甜苦辣 。
一份鲜为人知的职业
“你愿意捐出他(她)的器官吗?”这个问题 , 汪敏询问了无数遍 , 也被拒绝了无数遍 。 但是 , 下一次 , 汪敏仍然会一遍遍地询问 。 她说 , 也许每问一次 , 就有人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
在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之前 , 汪敏是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的一名护士 。 李惠利医院是浙江省较早开展肝移植的医疗机构 , 可是因为肝源奇缺 , 很多重症病人排队等待肝源 , 经常因等不及而失去生命 。 2014年 , 汪敏成为李惠利医院的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 , 那年她29岁 , 年轻、漂亮 。
“器官捐献协调员到底是做什么的?”经常有人会好奇地问汪敏 。 汪敏向采访人员介绍了她的工作流程:与家属沟通协调、办理相关捐献法律文书 , 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见证家属知情同意、捐献者死亡和器官获取这一过程 , 手术结束后组织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 , 协助家属把捐献者遗体送到殡仪馆 , 参与捐献者的告别仪式 , 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慰等 。
6年了 , 经汪敏协调 , 成功实现器官捐献的已有80余例 。 对于这些匆匆逝去却给人世间留下生命礼物的大爱人士 , 汪敏一一作了记录 。 她说 , 自从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 , 自己的一颗心就时时被撕扯着 。 一边 , 她深深感动于每一位捐献者及其家庭的大爱;一边 , 她为这些生命的仓促离场而痛心 。 而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那些幼小生命的离去 , 这其中 , 最让她难以忘怀的是小女孩涵涵 。
那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 , 放学回家路上被一辆货车撞飞 , 未能抢救过来 。 为让幼小的女儿在这人世间留下点什么 , 伤心的父母决定帮女儿捐献器官 。 那天 , 悲痛欲绝的妈妈一边诉说着女儿的往事 , 一边哭;汪敏一边倾听 , 一边也忍不住流泪 。 那天 , 汪敏特意上街为女孩精心挑选了漂亮的公主裙、雪白的连裤袜 , 还有黑色的小皮鞋 , 回到病房 , 她亲自为女孩换上了新裙子……涵涵走了 , 留下了一肝两肾 。 后来 , 女孩妈妈给汪敏发来微信道谢:“谢谢您为涵涵所做的一切 , 她还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裙子!”合上手机 , 同为母亲的汪敏不由得泪如雨下 。
说起来 , 汪敏已是一名老资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了 , 可是每一次得到有潜在捐献者的信息 , 每一次面对病人家属时 , 她仍会感到惴惴不安 。 她一次次在心里问自己:病人家属已经很悲痛了 , 我这时候去跟人家提捐献器官的事 , 会不会太残忍?但是 , 另一方面 , 器官衰竭患者的病情不等人 , 许多病人的生命正在以“分”倒计时 , 她不得不抓紧每一分钟 。分页标题
在宁波 , 像汪敏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有21名 , 其中有4名是移植医院的专职协调员 , 除汪敏外 , 还有鄞州区第二医院的章娉、李翊儿和赵钰石 。 联系上章娉时 , 她正在余姚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 每周总有两三天 , 她和医院的另两名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会去各区县(市)的医疗机构走访一遍 , ICU、急诊科 , 是她们的必到之处 。
2007年 , 我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 标志着人体器官移植事业进入法制化进程;2010年3月 , 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 开始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体系 , 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接受培训、持证上岗 , 并深入医疗卫生机构 , 宣传动员、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
协调成功率不足三分之一
“协调器官捐献难吗?”“难!”章娉告诉采访人员 , 鄞州区第二医院是宁波市有移植资质的医院 , 医院有专职协调员3名 , 每年捐献量占全市器官捐献量的60%左右 。 她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已经9年了 , 成功协调了百余例器官捐献 。 协调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只有20%-30% , 每一例成功捐献的背后 , 是协调员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 “绝大多数是被拒绝的 。 ”章娉无奈地说 。
2019年夏天 , 鄞州区第二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中年女子 , 她刚从老家来到海曙古林打工 , 却不幸从一辆农用车上掉下来 , 导致颅脑严重受损 。 面对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母亲 , 闻讯赶来的儿子悲痛欲绝 。 章娉等人几次上前和女子的家人交流 , 除了她儿子 , 其他人都同意病人走后捐献器官 。 她儿子说 , 爸爸早逝 , 是妈妈独自一人千辛万苦将兄妹俩养大 , 他虽然理解支持器官捐献 , 但不忍心让妈妈走后再挨一刀 。 章娉说 , 患者在ICU躺了20多天 , 她们和其家属沟通了20多天 。 其间 , 那个小伙子两次同意帮妈妈捐献器官 , 但又两次反悔 。
而这样的“失败” , 每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曾经碰到无数次 , 他们遭遇的质疑和压力 ,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 汪敏说 , 很多次 , 当她急匆匆赶到家属面前时 , 家属却抱歉地告诉她:“对不起 , 我们现在不考虑器官捐献!”更有甚者 , 她还未开口 , 家属已经大吼着让她“滚”她虽然感觉委屈 , 但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 。
按照相关规定 , 器官捐献 , 必须经过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等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字同意 。 很多时候 , 直系亲属因承受不住来自亲戚朋友的压力 , 最终未能在文件上签下“同意”二字 。 章娉认为 , 让遗体保持完好的传统观念 , 仍是器官捐献面临的最大阻力 , 而另一个阻力来自某些社会舆论 。 “相当一部分器官捐献者的家属 , 他们同意捐献 , 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 他们担心自己的善行被世人误解 。 ”章娉说 。
不过 , 令协调员们欣慰的是 , 这几年 ,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 越来越多的宁波人正在转变观念 。
去年12月 , 象山林女士和一对女儿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帮助脑梗后去世的丈夫捐献一肝两肾 。 可是 , 林女士一家的决定受到了家族部分成员的反对 。 启动捐献那天 , 家族多名成员来到李惠利医院 , 阻挠器官捐献 。 林女士和女儿用大义说服了这些亲戚 , 最终 , 亲戚决定尊重林女士一家人的决定 , 并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厚礼送给有需要的人 。
也是在去年 , 慈溪一对母子不幸遭遇车祸 , 双双离开人世 。 同时失去妻子和儿子的乐先生悲痛欲绝 , 却作出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举动 , 他主动联系当地红十字会 , 帮母子俩捐献器官 。 后来 , 儿子捐献了一肝两肾和一对眼角膜 。
2011年 , 我市实现器官捐献1例 , 2012年16例、2013年11例、2014年25例、2015年30例……捐献者中 , 年龄最小的出生才29天 , 最大的66岁 , 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 送出了最宝贵的礼物 。
24小时待命说走就走 分页标题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份极其辛苦的职业 。 一是身心疲惫 , 他们要经常面对生离死别 , 面对捐献家庭的悲伤、痛苦和无助 , 并且要尽可能地为家属提供帮助 , 时间一长 , 心理压力会很大 。 二是经常要出差 , 他们经常日夜兼程赶赴全国各地 , 为的就是能在最短时间内拿到患者家属的签字 。
2018年4月 , 鄞州区第二医院收治了一名突发性脑出血患者 。 经沟通 , 患者的哥哥同意在弟弟走后帮其捐献器官 , 可是按照器官捐献相关规定 , 必须取得患者父母、子女的同意 。 患者的亲人都在遥远的黑龙江省西北部 , 对该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 , 又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 。 那天 , 李翊儿和另一名同事匆匆出发 , 先乘飞机到哈尔滨 , 再转乘火车到齐齐哈尔 , 下火车时已是晚上9时多 , 可离目的地还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 , 两人只得在齐齐哈尔住宿一晚 。 次日凌晨5时 , 两人搭上一辆出租车便急急赶往患者老家 。 所幸患者父母、女儿都很通情达理 , 签下了同意书 。 两人再次匆匆踏上回程 , 汽车、火车、飞机 , 一路狂奔 , 这天晚上11时多 , 两人终于精疲力尽地赶回医院 , 这例器官捐献才能正式启动 。
“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 , 随时待命 , 说走就走 。 ”这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日常 。 有一次 , 汪敏好不容易有机会带着儿子去丽水参加工会疗养 , 可第二天一早 , 正当母子俩准备跟着大部队去游山玩水时 ,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 有患者要捐献器官 , 急等她回去办理相关手续 。 “好 , 我马上返回!”没有二话 , 汪敏重又收拾起行李 , 带上不情愿的儿子踏上了返程路 。 从此以后 , 汪敏再没有出过远门 , 因为捐献随时可能发生 。
“选择这一职业 , 后悔吗?”“不后悔!”章娉告诉采访人员 , 在鄞州区第二医院 , 目前有近500名肾衰竭患者在苦苦等待着肾源 , 而该院每年可以成功实施肾移植的患者仅50名左右 , 原因正是肾源的匮乏 。 章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 能够帮助那些正在苦苦等待的患者 。
让章娉感到温暖的是 , 她的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 女儿为她感到骄傲 , 有一次在学校演讲时说:“我妈妈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 她的每一次成功 , 都会有人得救……”
这是一群令人尊敬的工作者
看了汪敏、章娉等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日常工作报道 , 不禁为他们的职业精神深深感动 , 这是一群令人尊敬的工作者 。
为了生命接力 , 他们不仅辛苦 , 还牺牲了很多时间上的自由 。 24小时待命 , 接到电话说走就走 , 这是他们的工作特点 , 因为器官衰竭患者的病情不等人 。 为了争取捐献者亲属的理解支持 , 为了及时拿到亲属的签字 , 他们奔走在全国各地 , 耐心细致地做亲属的工作 , 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 甚至连陪儿子旅游的“自由”也没有 , 接到通知半途返程 , 而且从此不敢远行 。
为了生命接力 , 他们内心时常处于煎熬中 。 一边是悲痛欲绝、撕心裂肺恸哭的逝者家人;一边是急等着器官移植的患者 ,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内心很煎熬:“病人家属已经很悲痛了 , 我这时候去跟人家提捐献器官 , 会不会太残忍?”正如汪敏说的那样 , 自从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 , 她的一颗心就时时被撕扯着 。 不要说他们 , 就是我们局外人 , 想想也是煎熬得很 。
为了生命接力 , 他们甘受无尽的委屈 。 当器官捐献协调员急匆匆赶到逝者家属面前时 , 礼貌的家属会说声“对不起”;不理解的家属则大吼“滚” 。 可以想见 , 这样的委屈不会只碰到一两次 。 之所以说他们“甘受委屈” , 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被痛骂而消沉 , 相反还能将心比心 , 去理解家属的心情 , 而且 , 他们至今依然执着地从事着这份事业 。
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压力 , 的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 没有很高的职业素养 , 没有大爱精神 , 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 我们要感谢他们 , 是他们给广大患者带来了重获新生的希望!(李国民)分页标题
关于器官捐献的三个问题
人身体上哪些器官 可以捐献
一个人身体上的心脏、肝脏、肾脏、肺脏、胰腺、小肠等器官均可捐献 , 另外还有两个角膜 。 最多可挽救7个人的生命 , 给两人带来光明 。
器官捐献者需具备
怎样的基本条件
人体器官捐献者一般要求年龄小于65岁 , 主要视捐献器官的可用性而定 。 原则上 , 有关器官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 , 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 , 都适合捐献器官 。 最后 , 经评估组织的专家评估器官是否适用于移植后 , 才会进行手术 。
【中年|他们,是生命的接力者】如何表达捐献意愿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 愿意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救治他人 , 可以到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 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
此外 , 可以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www.codac.org.cn或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 进行线上登记 。 登记完成 , 将获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实体或电子登记卡 。
(陈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