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一百年后还有人会看吗？

金庸去世之后，大陆这边悼念的规格还挺高的。国级领导致唁电，官方媒体、民间网络上也是一片悲戚之音，看这情形，也称得上是哀荣备至了。但我总觉得把一位写武侠小说的作者地位抬得这么高，还是有点怪异。金庸的全部作品中，我认真看过的一部是《倚天屠龙记》，不过也没有看完，因为那时候是小学六年级，正好要升中学，考试压力比较大，全书看完大约四分之三之后就没看了。然而必须承认，当年读这套书的时候的确是很痴迷的。记得是一边做功课一边把书放在书桌中间的抽屉里，做累了就拉开抽屉偷偷读上一段，算是中场休息吧。在之后的日子里，基本就没怎么看过金庸的小说了。成家生子之后，老婆曾兴冲冲地买回来一套《射雕英雄传》，说将来可以给儿子看，培养他的读书兴趣。我对用武侠小说来培养读书兴趣这种想法尽管颇有怀疑，但这套书还是勾起了我的怀旧之感，于是我拾起书本随便翻了几页，可惜实在读不下去，总觉得乏味的很。后来这套书就搁在角落里，很久没人碰过，现在也没了踪影，估计是上次搬家的时候扔掉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读金庸小说的那种痴迷，似乎和儿子两、三岁时看动画片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因为不同年龄层段有与之相匹配的需求吧？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吸引青年男性读者，除了情节引人入胜之外，最主要还是他设计的人物很符合中国男性的心理想象。这些少侠、大侠们个个武功高强、年少有为，别人要耗费一生精力通过刻苦修习才能得到的上乘武功，他们往往几个月、几天甚至几个时辰就达到了。这还不算，他们的武功不但天下无敌，而且还年纪轻轻时便当了武林的盟主，有无数人尊他的号令供其驱策，同时他们的周围总不乏为他们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和永远花不完的金钱。这几个重要元素叠加在一起，在其作品中凸显了很强大的男性中心主义，因此得到男人的青睐也就不难理解了。金庸作品的另一大特色是吸收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点，十分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中国肇始于魏晋，延续至明清的浪漫主义文艺传统实在是根深蒂固，里面杂糅了佛道阴阳各家的诡异离奇的各种元素，气象万千，金庸从中吸取养分想来也是自然之理。不过就武侠文学而论，其实至民国前其路数还不至于那么离经叛道。譬如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武侠作品，诞生于魏晋时的《燕丹子》，写的是荆轲刺秦的故事。通篇数百字而已，俱是纪实写来。而后世和武侠元素有关的作品如《水浒传》之类，也仍以写实为主。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情节，今人读来谓之不可信，可此等描写却仍表现出某种理性，武松能打虎是其武艺高、力气大的结果，且这些人基本都是身材壮硕型的猛男，这里是有着某种正常逻辑的，并不存在金庸小说中常见的某个身材瘦小、干枯的老头却拥有超凡内功这样的骇异描述。中国武侠小说直至晚清仍保持着这样一种写实风格，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进入民国之后情况就有所改变。我觉得对武侠的浪漫化和神秘化描写应该是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的。在他的《江湖奇侠传》中就开始出现了某个声若洪钟、银发白须的老头从远而近瞬间“飘然而至”的奇异景象了。此外里面还有武林高手金罗汉养鹰充当卫士的故事。这些情节读过之后觉得怎么看怎么像金庸作品中的描写，二者几乎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一般。似乎金庸从平江不肖生那里搬取一些套路过来也没什么奇怪。但自平江不肖生将武侠小说带上了这条岔路之后，其审美标准、意境、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历来有轻视科学理性的传统——这种传统既反映在金庸的作品中，又随着金庸作品的流行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肇始于80年代的武侠热，应与各派武侠小说的推波助澜有很深的关系。最近网上盛传某徐姓散打高手到处踢馆的视频，其目标都是那些标榜自己身怀绝技、神功附体的什么“武林高手” ，而结果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打得一败涂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多多少少中了金庸或其他武侠小说家的毒害，将某种虚幻不实的东西当成了宝贝，作为优良传统在努力推广着，可惜被一个较真者扒掉了皇帝新装。金庸小说中缺乏的第二种理性是社会理性。我以前看某人，应该是王朔吧，写过一篇批评金庸的文字，说金庸笔下的人，往往一言不合就开打，今天要杀这个、明天杀那个，没几个讲道理的，让人误会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就这么低级——大意如此。今天回想起自己看过的金庸小说以及电视剧上演的人物，感觉他说的并不算错。最后讲讲金庸的文学价值。金庸生前曾说希望他的作品“一百年后还有人看” 。可是我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有点难。还是拿平江不肖生来做例子，实际上他的《江湖奇侠传》从发生到现在也差不多一百年了，那时候和上世纪80年代的金庸作品地位差不多，可谓是红透大半个中国，可是现在谁还在看？有谁还记得这本书及其作者？既然老师不过如此，估计金庸作品的结局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么为什么这些流行作品到头来都大部分归于沉寂？其实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毕竟流行性作品，无论武侠还是言情，其创作的背景、环境，乃至作品的对象以及对象的需求，都是具备季节性和时令性的——一言蔽之，它们大多不过是应景之作。而文学作品要做到永流传，要么具有超强的美学价值（如诗歌），要么反映深刻的社会和现实问题（如鲁迅），要么直通人心和灵魂深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么是对历史事件的宏大再现（如三国），要么是对人性的鲜活刻画和全面反映（如莎士比亚）。这些文学得以永流传的一个共同点恰恰在于能引起读者对作品的呼应和共鸣。像鲁迅的一个短篇《明天》，描述一个失去孩子的寡妇，一个没有多少教育的底层“粗笨女人” ，写其情之悲，力透纸背，足让人眼眶湿润。可惜金庸作品里这些元素却一样皆无。除了围绕着“大秘密”而展开的故事情节尚可一看之外，其它均乏善可陈。而且当大秘密最终揭晓之后，整部书也就寿终正寝，如同失去了甜味的口香糖一样让人再无兴趣去看第二遍。然而金庸作品为何无法让人与之共鸣呢？因为它们是单纯想象的产物，不是在人生、社会基础上构建的。他的某些情节和人物设计也明显缺乏理性和事实作为支撑。比如那个著名的女主角黄蓉就是一例。黄蓉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可爱活泼型女性形象，在此我们不妨把她和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做一番比较，然而经过比较，你会发现金庸的黄蓉无非是一具空壳，而史湘云则有血有肉、形象丰满得多。史湘云在曹雪芹笔下的众多姐妹中以活泼可爱而著称，但曹雪芹很巧妙地用他人之口来烘托出这个特点，例如她初次出场时，林黛玉就揶揄她说：“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既鲜活灵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又准确有力地展现了史湘云的性格可爱之处，可谓神来之笔。史湘云的才情是超绝的，这和她与林黛玉对诗可以看得出来；她的生活经历是不平凡的，然而她的身世也十分悲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回应，也恰恰是因为曹雪芹能够成功塑造这一人物的结果。反观黄蓉，就浅薄、空洞太多了。金庸对她的描写总伴随着某种疲软无力感。无论是才情、智慧还是性格特点，均无鲜明之处。譬如以展现其“聪明”而设计的帮瑛姑解题的情节，就令人忍俊不禁。这种九宫格谜题放在今天是小学生都不屑于做的题目，然而却是黄蓉能解出的“顶级难题” 。她设计的菜式，什么“好逑汤”之类，除了名字和做法令人觉得新奇之外，实则没有任何文化底蕴。她的诗文水平和今天某些网上论坛上的写手水平相似，说实话连《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也比不上。至于情节创作中诸多不合理、搞笑之处（譬如《天龙八部》中乔峰误伤阿朱这种低级而经不起推敲的桥段）就不一一列举了。这种从人物到情节设计语言的贫乏、瘦弱和无力感，实际上反映的无非是作者本人的学识水平。以此种底蕴，称之为正规文学作品尚属勉强，还希望永世流传成为名著，又岂可得乎？不过话说回来，金庸毕竟是武侠文学领域的一大家，他的死，也算是文化界的一个损失。然而若说他的作品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实在也是过誉了。古人说“不废江河万古流” ，形容王杨卢骆自然不错，但金庸，估计还是不太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