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法国大革命周年纪念 | 国王在悬崖边跳舞，平民无意反抗

_本文原题：法国大革命周年纪念 | 国王在悬崖边跳舞，平民无意反抗
编者按：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巴士底狱，揭开法国大革命序幕， 1879年法国政府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大革命浩浩荡荡，如一道照亮天际的曙光，破除了一直以来笼罩中世纪的昏暗。但历史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哪怕是爆发的前一天，一切也仍处在晦暗不明之中——国王在悬崖边跳舞，而平民其实无意反抗。在大革命过去231年后，让我们从这场巨变的前夜，重新理解这场划时代的变革。
（本文选自普利策奖与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讲述一场尚未结束的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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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
人口学家阿贝·埃克斯皮利曾在1768年写道，巴黎是“欧洲最美丽、最富有、人口最密集、最繁华、最大的城市之一” ，它有着绝妙的建筑、睿智的政府以及“数额巨大的国内贸易” 。
让－雅克·卢梭出生于日内瓦。 1731年，十九岁的卢梭第一次来到巴黎。在此之前，他对这座城市抱有许多美好的希冀。从“圣马尔索郊区进入巴黎时，我看到的是散发着恶臭的肮脏小道。两侧尽是黑黢黢的房子，连空气都是污浊的。小道上挤满贫困潦倒的人，有乞丐、运货的马车夫、补鞋匠以及四处兜售劣质假酒与旧帽子的小贩” 。这样的景象给卢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也是他并不那么喜欢在巴黎生活的原因。
事实上，如果卢梭同大多数游客一样，沿着塞纳河进入巴黎，在卢浮宫上岸，他或许会认可埃克斯皮利对巴黎的描述。 18世纪的巴黎吸引了大量游客，他们不见得会进入卢浮宫里面参观，但游客们总是喜欢徒步经过杜伊勒里宫的花园，然后离开河边，前往以路易十四命名的广场并向其致敬。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他们将看到巴黎更具活力的一面。 18世纪70年代正是巴黎思想与艺术的繁盛时期。
巴黎确实是个大城市，人口超过六十万，人们在此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按照城市分析师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说法，当时的巴黎社会鱼龙混杂，有王公贵族、律师、牧师、医生、金融从业人员、商人、艺术家、工匠、体力劳动者、仆人以及境况最凄惨的穷人。
但是，王宫在哪儿？路易十六究竟在哪儿？这位国王的王宫不在巴黎，而在几十里以外的凡尔赛。人们可以去凡尔赛宫觐见国王，但是从巴黎到凡尔赛的交通并不方便。富人通常会雇用私人马车，但是对于那些经济略为拮据的访客而言，花上六个多小时与他人共享一辆笨拙的公共马车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梅西耶曾这样描述这种公共马车：“它就像一个狭小的柳条笼，里面塞了二十个人。乘客要花上一个小时才能为自己腾挪出一个相对舒适的空间。马车一经启动就开始剧烈摇晃，人们东倒西歪，撞在一起，你完全有可能一头栽进一个僧人的胡子里或者正在哺乳的护士的怀中。 ”这样的马车满载着国王的“仆从的仆从” ，每天两次往返于巴黎与凡尔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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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宫
部分穿着得体的访客有幸观摩从路易十四时期传承下来的宫廷仪式，更多地了解国王的日常生活。路易十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专门的官员安排，这些官员不仅要负责安排国王的各种公共活动、保护他的人身安全，还要负责打理国王的衣食住行及私人财务。这些官员大多来自极富名望的大贵族家庭，他们知晓国王的一切隐私。他们有时甚至会端着大烛台，将国王引进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房间。这样的“贴身男仆”往往来自名门望族，多数人花了大量金钱才能得到这份工作。分页标题
路易十六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王室生活的繁文缛节，但是负责王家事务的官员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惊人地达到了两千五百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作战部、外交部、财政部、海事部、司法部在内的各重要职能部门的平均在职人数不过六百人左右。召集各部门部长开会，接待各国大使、高级神职人员以及没完没了的王室成员，在宫廷为具有王室血统的贵族主持“活动”等都是路易十六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没有爵位的资产阶级新贵族没有资格参加这些活动。在历史学家菲利普·曼塞尔看来， “还没有任何一个王室像法国王室这样在王权周围聚集起如此众多而又排外的贵族群体” 。但是，由于路易十六在这些活动中常常一言不发，很少与人交流，这些王室活动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凡尔赛宫极度奢华、声名远扬，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座监狱。由于国王的日常生活都是事先给定的，国王成了自己侍从的俘虏，而侍从们又受制于另一个精密设计的系统。由此，整个法国王室死气沉沉，普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然而，当时的法国正处在变革时期，国内外的力量正暗流涌动，想象力与创造力恰恰是法国领导人急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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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典当家当换取食物
在当时的巴黎社会，妇女和儿童是最弱势的群体。女性婚后将不再具有人身权与财产权，只有在受到严重家暴的情况下，妇女才能获得一定的保护。但事实是，即便受到家暴，冗长的法律程序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往往让妇女不堪重负。妇女被各种各样的手工艺行会排除在外，不得不面临非常有限的职业选择。她们中的幸运儿做起了针线活儿，另一些人则不得不沿街兜售鲜花、煤炭或者路过的马车夫及其他商贩用剩下的东西。
相比于妇女，儿童更为可怜。在巴黎，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是弃儿，多数是从各省被派遣到巴黎慈善机构的。有一些孩子在不足一岁时便被遗弃，这些孩子中有一半在被遗弃之后都活不过一年。那些成功存活下来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成了家仆、学徒或农场工人，还有一些则在巴黎的羊毛工厂做着卑微的工作。
在一些权贵眼中，穷人不过是无知大众、粗俗的文盲，与流浪汉无异。巴黎穷人的主要食物是谷物。白面包自然更受欢迎，但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他们只买得起掺有大麦、米、土豆以及萝卜的粉末做成的面包。由于很难找到当时巴黎穷人生活状况的详尽记录，我们不知道他们除了面包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食物。或许他们也能吃上一些舌头、肾脏之类的廉价肉食，还有一些商店会将富人施舍的面包切成片，零售给穷人或将其捣成面包屑放进汤里。
我们对穷人的居住条件有相对更多的了解。他们通常租住在由石膏和木板修砌而成的房子里，这样的房子包括阁楼大概有四五层。由于转租盛行，每层楼的小黑屋里都挤满了租户。不断上涨的租金加快了人口流动，一些家庭每几个月就会搬一次家，每次搬家都会把一些无足轻重的家具留给房东。
这种生存环境滋生了疾病，但具体的患病人数如今已不得而知。曾经有一段时间，诸如伤寒、疟疾、天花等流行性疾病在巴黎横行。患者“明显感到内脏已经停止工作，身体开始浮肿，有些人患上痨病，有些人甚至出现坏血病的征兆” 。根据医生的记载， “患者往往集中在最贫困的社会底层，食物、空气以及生活环境等因素都是致病的始作俑者” 。
我们对当时穷人的心理状况更是知之甚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或者不作为推测他们的心理状况。 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巴黎穷人并没有革命的意愿，也并不打算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抑郁通过反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在贫困中看不到未来的方向，这种贫困部分是由于蒙昧无知。由此，他们不得不在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情况下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苦苦挣扎、谋求生存。而且，由于没有接受足够的启蒙，无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从外部，巴黎的穷人都缺乏有效的领导力量。分页标题
与此同时，凡尔赛宫依旧夜夜笙歌。 1786年，一群失业的巴黎人来到凡尔赛宫外聚集示威。路易十六对此不以为然，只是增加了护卫的数量。一位侯爵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天的情况：“这种反抗实在滑稽可笑，幸亏晚上的宫廷舞会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菲利普·曼塞尔后来写道，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悬崖的边缘舞蹈。
脱离了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圈的启蒙运动正在法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在巴黎做的调查向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场景：“许多小书摊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街头，在那儿可以买到旧书和新出版的小册子，书摊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成群读者聚集在周围。 ”这鲜明展现了巴黎的变化。绝大多数巴黎人都不是文盲，百分之九十的男性和百分之八十的女性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进一步普及基础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到18世纪中叶，几乎所有巴黎街区都有一所免费的男校，一半的巴黎街区有免费的女校，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在学校里待上一定时间以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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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咖啡馆阅读和交流
巴黎人普遍爱好读书。 1758年，《百科全书》杂志声称：“杂志已不再只是一小部分高学历者的专属物。如今，每个人都在阅读，都想要阅读。 ”人们的阅读兴趣非常广泛，从色情读物到哲学、科学、艺术书籍。法国的出版印刷业都集中在巴黎。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负责监管印刷业准入与运营的相关部门偏爱城市印刷商。相对集中的图书贸易有助于政府监管，但仍然有一些禁书从巴黎传到法国其他地区乃至国外。无论是卢梭的大部头巨作，还是系列色情书《品质的放荡》，都属于流传在外的禁书。马勒泽布于1750年至1763年间担任政府首席图书监察员一职。他曾写道：“如今的图书贸易市场实在太广阔，公众的需求量非常大，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对其进行限制。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放弃监管，尤其是思想方面的监管。受启蒙运动的影响，马勒泽布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想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身处时代浪潮之中的人必须跟上这一变化。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只读国王和政府推荐的书，在马勒泽布看来，这些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思想已经落后了近一个世纪” 。马勒泽布的工作非常繁忙，一方面他需要审查各种各样的来稿，据说每年都会有约五万册诗集出版发行。另一方面，国王一再督促监察员，严密监控书籍内容，决不允许任何革命思想的传播。
启蒙思想家则牢牢抓住法国社会的不平衡，批驳统治者的粗暴，怀疑其统治本身的神授性，提出以人本主义的标准对统治状况进行评判。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统治的好坏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保障其基本权利，使人们拥有实现自我的机会，以及这种统治本身是否尊重人。根据启蒙运动的这一标准，路易十六统治的无能与专制便再明显不过了。
需要指出的是，启蒙思想并不只是一味地批驳现状，它在为反抗专制王权提供合法理据的同时，也为现实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它不仅明确了革命的最终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还为整个社会注入积极乐观的活力。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相信，自己本身就拥有改变自身现状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启蒙精神将法国人民调动了起来。他们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对社会现状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为酝酿之中的改变激动不已。到处都是谈论变革的人，新出版商和随之而来的新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买不起书的读者挤在图书馆和阅览室忘情阅读。与此同时，市面上流通的报纸数量也开始激增。根据威廉·多伊尔的记载，截至18世纪80年代， “没有任何一个体面的地方中心是没有报纸的” 。报刊审查部门的工作效率明显低于其他政府部门，许多出版商成功躲过审查。思想家和其他注重思考的人经由非正式的通讯渠道进行联系，他们有时会坐着马车到数百英里以外的友人或论敌家中交流思想。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使君主专制的各种弊端日益显露，人们不可避免地、普遍地、急切地需要改变。分页标题
本文选自《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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