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那些因抗疫“不力”黯然离场基层干部

截止6月30日，北京确诊病例降至3例，国内其他地区没有确诊病例。眼看这一波疫情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已逐渐恢复常态。但我想，对于那些曾奋不顾身地在一线抗疫，但未能收获荣誉和激励，反而被问责的基层干部，怕是还久久不能恢复平静。我多少是理解他们的感受的。疫情期间，我听到不少受过处分，担心受处分，却还负重前行的基层干部以及他们亲属的倾诉，他们有不甘、彷徨、无奈、落寞，却唯独没有成就感。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功劳薄上，也许还偶尔会出现在耻辱榜上。然而，他们大概永远不会为自己辩解。一A君是武汉某街道的党工委书记，二月二十三日被免职。和他一起搭班子的街道办主任、两个副主任，也一并受到了相关处分，可谓是一锅端。因此， A君和他的班子成员，可谓是经历了武汉抗疫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看见了曙光，却没有资格迎接胜利。有点讽刺的是，在被免职之前， A君已经连续在街道奋战了二十五天，没有回家吃过一顿饭。临了，竟然是因为被免职才得以“回家休息” 。A君主政的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共25万人， 8万户，是全区第一大街道，在全市也是排得上号的大型街道。街道共有27个社区，没有一个单位社区，全是社会性小区。并且，辖区内还有三大经适房小区，住的全是廉租户和低保户。客观上，辖区因为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还比较多。因此，哪怕是在平常，街道的群众上访和投诉也比较多。可想而知，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街道工作无疑是雪上加霜。A君说，这次疫情，对基层治理真的是一个巨大挑战。 A君和他的同事们，从一开始就疲于应对。腊月二十七，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已经判断武汉疫情形势严峻，但省市政府还没启动应急响应。在当天召开的全区大会上，区里的会议精神还只是说，领导干部过年期间尽量不离开武汉。既然是“尽量” ，而不是硬性规定，那就是只要把工作安排好，还是可以回家过年的。有些老家不在武汉的街道书记向区里请假，竟然批假了。 A君的一个街道办副主任也请假回家过年了，后因武汉封城而无法返回工作岗位。形势逼人强。腊月二十八，湖北省启动公共卫生应急二级响应，武汉市全面进入应急状态。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A君和同事们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防疫战的。 A君回忆说，不像军运会，大体做什么工作，心理是有谱的。因此，军运会期间，街道虽也是战时状态，但街道工作非常有章法。但公共卫生应急，他和同事们确实不知道怎么搞，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操作指引，只能是上级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非常遗憾的是，实际上区里也不太清楚怎么弄。以至于，防疫工作容易陷入混乱之中。街道和社区是一个治理共同体，疫情防控更是如此。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摸排、数据统计、分级分类诊治等工作，都得依靠社区。但A君坦言，他担任街道书记4年多时间，很清楚社区存在短板。 A君所在的街道和区，人口众多，辖区也大，但财政能力在市里却算是很一般。这直接影响了社区的治理能力。A君辖区的绝大多数社区干部，月收入只有2000多元，能到4000元的是极少数。客观而言，社区干部待遇不高，没有职业前途，也就没有吸引力。以至于， 2018年社区两委换届时，有几位社区书记/主任是A君做工作做上去的。社区组织的带头人还可以通过组织工作配齐配强，勉强能够完成上级要求。但因为条件限制，社区工作力量有限，负担又重等问题，却非街道一级可以解决的。 A君辖区的某个社区，共8000多户，但社区工作人员只有十余人。疫情期间， A君辖区的一位社区工作者的叔叔被确诊感染了，她是密切接触者。于是，这位社区工作者向社区书记请假，说想在家休息两天。当时，社区正是忙得昏天暗地的时刻，谁都顾不上危险，只顾工作。于是，社区书记不同意。 A君当然要支持社区书记的决定。毕竟，大战当前，最怕有人打退堂鼓。这位工作人员就说，如果不批假，她就辞职。街道和社区还是没批，这位社区工作者果真辞职不干了。街道党工委决定，给予其党纪处分。A君坦言，他辖区的社区，哪怕是日常治理，能够维持就已经不错了。在疫情期间，不崩溃已经是奇迹！二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确实没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部署，保持自己的工作节奏。 A君和同事们在疫情期间只能疲于应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每出台一项命令，基层就得耗尽全力去努力完成任务——但在大多数时候，哪怕是不吃不喝不睡，所有干部把一天当作两天用，也没办法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日后，几乎每一个工作上的疏忽，都成了A君和他的同事们受处分的“证据” 。腊月二十九， A君从区里开会回来，紧接着就召集班子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和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开会前两天，辖区有100多名农民工到省政府上访，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刻不容缓。疫情防控也是十万火急的事情，也必须及时落实。由于开会的成员都一样，且也没有时间分开开，这两个会就一起开了。后来，纪委来调查A君时以疫情防控的会没有单独开为由，说A君不重视疫情防控。另一个说明A君不重视的“证据”是，在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分工里，那位已经回家却因封城而无法返回武汉的街道办副主任，一直没有调整。街道的工作并未受到影响，这位副主任也一直在线上办公。但从书面上看，这的确是个瑕疵。 A君忙于具体事务，没注意到这个细节，结果还是被纪委拿来说事。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每一道命令，落到基层就是一个巨大负担。通常情况下，市一级层面着重于规划，其政策是“未来时” 。但对于基层而言，则注重落实，是“进行时” 。 A君其实也理解，从疫情防控目标来说，这些直接关涉到阻隔效果的措施，都是必须的。基层其实责无旁贷。只是，心有力而力不足，这是一线干部的最大感受。市里面要求应收尽收，但医院根本就没那么多床位，所有问题就只能挤压在街道和社区。街道和社区能怎么办呢？政府向市民传递的公开政策是三级诊疗、应收尽收。但在方舱建立起来之前，从区、街道再到社区，每天的收治“指标”是有限的。于是， A君和他的同事们只能反复向群众解释政策。只是，人命关天，这些解释真的是苍白无力。一些情绪激烈的疑似患者想入院而不得，就到社区里闹，闹着闹着就把口罩摘了。社区实在没办法，就被逼关门。有三四个社区书记，每次给A君打电话都哭。2月8日，一位疑似患者检查出了肺部感染症状，但又没确诊，医院不收。街道只能送隔离点。结果，在沟通过程中，患者把话说穿了，说书记不管，让下面的社区管他。后来，这又成了A君违反群众纪律的一个“铁证” 。2月9日晚，武汉开展应收尽收大决战， A君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歇息。但紧接而来的24小时社区管控，又带来了群众生活物资保障问题。市里也是做好事，早早就把爱心蔬菜的计划宣传了出去。这对一般市民而言，或许不算什么。但A君辖区数量庞大的低收入居民，却看得非常重，不断打市长热线。爱心蔬菜看似是“小事” ，其实非常不好弄。 A君辖区有8万户居民，如果每户配一条鱼，也要8万条鱼。疫情期间，要准备这8万条鱼，并把这些鱼分发下去，也不是件容易事啊。 A君所在的区的分管副区长，亲自联系企业，联系各种社会资源，调配车辆等，克服重重困难为全区每户人家争取到了爱心肉。结果，因基层工作不细致，出了“垃圾车运肉”事件，被火速免职了。舆论都批评地方官员没有同情心。但A君和所有基层干部都为之惋惜，这位副区长真的是尽职尽责。三A君所在的辖区本来就大，人口多且结构特殊，社区治理能力又相对薄弱，平常就是全市著名的投诉和上访比较厉害的街道。 2015年，该街道的社区连换届都困难，出动了300多名特警才算过去了。疫情期间挤压了这么多问题，自然也就反映到了市长热线多数据中去。纪委的同志很是好奇，觉得群众投诉怎么这么多，且还持续升高？于是就到街道来督察。督察期间，纪委的同志反复询问相关数据。 A君实话实说，称数据没意义，解释说只要解决了结构性的矛盾，投诉自然就少了。督察组的同志问：你知道黄冈的黄主任么？A君说，知道。和督察组的交流并不愉快， A君已经意识到，受处分已是大概率事件。只是， A君有点错愕的是，对他的处分的理由是如此“充分” ，对他和同事们的处分竟然如此之重。应收尽收工作中出现的瑕疵，成了A君违反群众纪律的证据。疫情防控指挥长会议没有单独召开，班子分工没有及时调整，则成了违反工作纪律的证据。甚至于，街道党工委处分了那位临阵脱逃的社区干部，也被拿来说事。督察组质疑， A君平时是怎么抓党员教育的？这些理由， A君无从反驳，因为都是事实。但A君总觉得心里堵得慌，他和同事们在疫情期间可谓是尽职尽责，没有渎职，甚至也没有“社会影响恶劣”的事件，但就因为客观上难以避免的工作不到位而受处分了。纪委对A君的处分决定是：留党察看，免职，降级为三级调研员。此外，他的同事也受到了“牵连” ，街道办主任也被免职了，其他班子成员也有被免职或降级的。A君觉得，处分他一个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一锅端？最让A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竟然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A君是一个老党员，也担任多年的领导干部，免职或行政降级都无所谓，但知道党纪处分的份量。 A君感叹，他是违纪到多大程度啊，获得了一个堪称为“耻辱”的留党察看。四可是，从纪委工作的角度上看， A君的感叹也许是无解的。疫情期间，省纪委出了五条严肃疫情防控责任的规定，这是压实责任的需要，也是战时纪律的保证。为了防止执纪行为伤害到干部的积极性，省纪委又出台了六条精准执纪和容错纠错的规定。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前五条具有可操作性，后六条却是很难用上。纪委执纪，其实也受很多因素的制约。比方说，执纪必须回应社会诉求。从事实本身看，或许很多情况都情有可原。但从社会影响看，却造成了恶劣影响。纪委如果不及时处理，舆论怕是很难平息下去。这时候，处不处分，处分到什么程度，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些事，放在平时或许无所谓，但既然是战时状态，那可能就得零容忍。吊诡的是，越是在战时状态，基层的压力就越大，犯错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越是在战时状态，社会敏感性也越高，人们的容忍度也越小。战时执纪，是以严肃纪律回应社会需求为主，还是容错纠错激发士气为主，其实并不好平衡。就我所调查的情况，和A君一样遭遇的人实在是不少。他们受处分，都有事实依据。但当事人都可以提出合理解释。问题是，执纪机关能够接受，或愿意接受这些解释么？哪怕是执纪机关愿意接受这些解释，社会舆论会同情么？其实，大多数受处分干部都有替组织着想的大局观。疫情期间，我收到甘肃一位因一起家庭聚集性感染疫情而被免职的社区书记妻子的来信。她在信中讲述了丈夫在受处分前后的表现。疫情期间，这位社区书记连续十八天吃住在社区。在受处分的前一天，因一位同事突发心脏病，该名社区书记还忙前忙后终于把同事抢救过来。当接到免职决定时，社区书记回了一趟家。妻子感到不平，说要向组织反映。这名社区书记却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总要有人承担责任，给社会一个交代，拿我们的处分维护政府公信力和党的形象，这点意识我还是有的” 。免职后，很多熟悉、不熟悉的群众打电话来安慰这位社区书记，为之惋惜。其实，这位社区书记也才刚刚到社区工作。抗疫十八天，却和社区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妻子本以为他免职后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没想到，他却说，虽然自己不是书记了，但还是一名党员和干部，还得回去工作。这位普通的社区干部，我不想匿名，想要实名。他的妻子在信中没透露他的名字，但我查到了。他叫王璟泽，原甘肃华亭市西大街社区党委书记、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五这段时间，我时不时都会想起A君极力压制自己内心情绪的述说。A君担任街道党工委书记四年多，政绩颇佳。经过多年的耕耘，街道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已经解决。以至于， 2018年社区的换届非常顺利。 2019年军运会，街道是重点区域，重要保障路线，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也因此， A君的工作是受到了组织认可的。 2019年底被提拔为区政协副主席。只不过，因为新书记还未到位， A君就暂时兼着。哪成想， A君在来不及卸任的职位上，挨了处分，黯然离场。在疫情期间，因疲于应对，再加上问责压力，不少基层干部心理焦虑。曾有不少认识或不认识的基层干部跟我联系，说说他们的状况。A君找上我，或许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就是想找一个素未谋面、毫不相关的人倾诉一下而已。他看过我写的“同情”基层干部的文章，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听众。但他也都知道，学者的工作是需要实事求是，尽量不代入情绪的。因此，他自始至终未表达任何个人情绪和诉求。他说，他想把自己当作一个案例提供给我。几个月过去了， A君未再联系过我。他和我的交流，似乎也就从未发生过。我不知道那些在疫情期间受过心理创伤的基层干部是否走出了阴影。但作为一个体制中人，受过党的多年教育，这点委屈怕是可以担受得起的。只不过，我以为，干部受了委屈的可以不给组织添麻烦。但组织不能装作不知道。他们受到了委屈，却还隐忍。仅凭这一点，他们更值得受到尊敬，也更值得信任。疫情过后，各级党委可以为这些背负屈辱的受了委屈的基层干部，来一次真正的容错纠错。致敬那些黯然离场的抗疫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