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当皇帝当得最委屈的宋朝：被逼出来的开明，造就文化与经济的盛世皇帝|文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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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委曲求全的骨子来自于帝国建立之初，从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赵宋皇帝的委屈和开明。
陈桥兵变说白了赵匡胤既是主演又是导演，虽然宋史中一再漂白却遮蔽不了任何人的眼睛。从北周“孤儿寡母”手上夺来政权总是有些心里不胜光明和磊落，于是大宋王朝从骨子里就有了自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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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彰显自己的无奈和任一，宋太祖更是在政权建立之初就立下了众多规矩。比如答应当皇帝时就约法三章（估计是跟刘邦学的）：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其中的第一条、第二条大宋历朝的皇帝基本不曾逾越过。
没有拿个皇帝想当菩萨，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去出家了。宋太祖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是希望当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只是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的路途，只此而已。
宋神宗年轻时曾经下令要杀一个小官，他知道按太祖遗训是不行的，但是他太生气依然下令了。第二天他问宰相执行了没有，再行说祖宗家法不杀士人拒不执行。皇帝退一步要求刺字、流放，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也不能执行。神宗叹气说道：“难道我贵为皇帝，连一件快意的事情都做不了吗？” 。宰相气定神闲回道：“如此快意，不做也好” 。神宗最后悻悻而归。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其发挥巨大作用却是在宋朝。在前朝，不论是怎么样开辟言路、纳谏听劝那是皇帝自己喜欢才做的，换言之那是权力而非义务，而到了宋朝责任了义务而非权力。
从宋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形式，于是士大夫们俨然如国家的主人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自己要求甚高，同时对皇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新形势呼唤开明国策
如果说宋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起初是自身的选择，但建立政权之后面临的新形势则进一步证实这是唯一的合适的正确的选择。
宋朝的开明实际上就是新形势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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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实力上，宋朝面临诸多强敌。看一看当时的地图就知道宋朝有多烦恼，北宋时有契丹、回鹘和黑汗，南宋有西辽、金和蒙古，两宋之间一直都在的还有党项的西夏、白族的大理和西藏的吐蕃。那时一个四面受敌的状态，
大宋不是不想想汉唐一样威武雄壮，只是它不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良马。西北和东北的良马产地从唐末之后就不再归属中原，华北的幽燕之地本也产良马却也被石敬塘这个儿皇帝给出卖了。
没有良马就没有像样的骑兵，没有像样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就只有挨打抵抗的份。所以有宋一代，在完成了对同样缺少骑兵的蜀地、南唐等南方政权的统一之后，再也不曾有过主动的军事行为，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军事力量上的薄弱，使得有宋一朝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防守状态，出不得半点差错，防守需要的大量军力消耗巨大，使得财税收入远超唐朝的宋朝总是捉襟见肘，难怪了多任皇帝和皇后都要带头节衣缩食来支援前线。
《清平乐》剧中就多次提到刘太后、宋仁宗、曹皇后减少开支以作军用的细节，其中滋味值得细品。糟糕的外部环境和压力，使得大宋不得不坚持依法治国、与士大夫共同治国的理念，皇帝也就不得不委屈自己不能够随心所欲！
不能攘外就只好先安内（原来蒋介石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安内皇帝不得不委屈自己去处理好与三方面的关系。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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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处理好与士大夫的关系，增加科举录取人数，对官员俸禄给与保障，总之就是增员又加薪，还要事事尊重。第二个就是处理好与军队的关系，既不能让统兵之将调兵，又不让调兵之官带兵，宋朝竟然成为了唯一一个允许军队经商盈利的朝代。最后就是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遇到灾荒了就把灾民纳入军队由国家包养起来，以防止流民太多引发乱局。
军阀出身的赵宋朝廷不得不委屈着他们的皇帝和管家，时刻保持一种纳谏听劝和乐善好施的好形象！
于是不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皇帝一心求变支持官员求变图强。窃以为假设变法成功、大宋更加强大以至于成为汉唐一样大一统的王朝，那宋朝也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开明的宋朝了。
新经济造就盛世繁华
宋朝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新经济的带来的冲击。
大宋的财力主要来源已经从前朝单一的农业税收变为了农业和商贸业齐头并进。王朝的稳定也就不再只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军事上只能防守的同时，还更多的依赖于商业网络的发展。
北宋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防止宫廷政变和军人夺权，于是民间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相对宽松自由。于是北宋的城市市井林立、商贸业高度发达；农村庄园盛行，规模农业成为主流。
之前的历朝历代对土地政策是异常严格，强调土地国有抑制兼并，这样有利于国家政权稳定。而宋则承认私有，乐见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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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宋一朝，商人的地位大大提升，自此前商人的子孙再有才能也不能入仕。
在农村不抑兼并，在城市不设宵禁，发展海外贸易，善待民营经济，同时鼓励文化创新，于是宋朝走上了文明富裕的道路，从建国到仁宗1049年大宋的财政收入翻了6倍。
宋朝高度发展经济，因为朝廷要养官、养兵还要用钱买和平，所以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前所未有。而经济的增长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生活方式，对朝廷的依赖性也就逐渐减弱。
因此百姓们对皇帝、对朝廷少了一些敬畏、多了几分亲近，民告官、官谏帝的案例愈发了多了起来。大宋的百姓、大宋的官员连皇帝都是要告的，在皇帝面前也是要主张权利的，这正是高度繁荣的文化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氛围的表现。
【文化|当皇帝当得最委屈的宋朝：被逼出来的开明，造就文化与经济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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