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史|探究"拜占庭之死"与拜占庭帝国后"第三罗马"之争

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军队的占领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带来了终结。正如我们所知，它的政治联系从13世纪末期开始已经极大地松散了；然而，尽管在中世纪后期拜占庭走向衰落，东欧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力量兴起，（这些松散的政治联系）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区仍然是一个作为政治和宗教统一体的中心力量。它的领导人提出的教义"基督徒们不可能拥有教堂而没有帝国"仍然在东欧广为接受。
此外，无论是巴尔干统治者的政治野心，还是佛罗伦萨会议产生于俄罗斯的对希腊"东正教的背叛"的冲击，都没有消除基督教定居区中心在君士坦丁堡这一古老信条。这一信条确实强化和加固了新的和更强的文化纽带，它在帝国存续的最后年代将东欧大陆和拜占庭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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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拜占庭之死"带来的情感冲击
因此，当君士坦丁堡陷落立刻引起了这些国家恐惧和绝望的感受并不让我们感到惊奇。希腊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通过为这座被占领和饱受苦难的城市撰写挽歌、诗歌和散文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一首可能写作于1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流行诗歌，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画面，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由皇帝和牧首主持的最后一次礼拜被突然到来的异教徒打断：教堂圣像中处女之眼里的眼泪清晰可见，牧师奉天堂之音所命送来十字，将福音书和圣坛送往西欧，以免它们被土耳其人亵渎。
在另一个故事的情节中，当土耳其人闯入圣索菲亚大教堂，一个神父端着圣杯离开了这里进入了一扇奇迹般出现在他身后的门：当希腊人重新夺回他们的城市，他会重现并完成之前未竟的礼拜。一首当代塞尔维亚记录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挽歌同时也记述了对塞尔维亚统治者乔治·布兰卡维克的赞颂，他用自己的积蓄重建了一部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另一首关于这座"伟大城市"被占领所作的挽歌，由希腊作家John Eugenicus 在这次事件不久后所作，很快被翻译成俄语并成为莫斯科文学的一部分。它哀悼了"这座光辉和最古老的城市，我们民族的支柱，光彩耀人的聚居地；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地球上的天堂，第二个伊甸园'；学校和图书馆现在被焚毁；拜占庭的市民， '神圣的民族' ， '普世的子民' ，被从家中驱赶和奔散就像秋天的落叶；这场灾难的强度足以和人类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灾难相提并论：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世界末日的最后几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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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的艺术作品二、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理论
渐渐的，随着情感上的冲击消失殆尽，这种对于基督帝国灭亡的天启观点逐渐被其他所取代。形成对照的，在佛罗伦萨会议后俄国的理论家们开始宣扬地是，鉴于希腊人对宗教的反复无常而俄罗斯人则忠于东正教，这使他们相信是莫斯科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现在成为了真正的东正教信仰中心。在紧随拜占庭灭亡的几年里俄罗斯的教会人士开始公开表达这种结论。在1460年莫斯科大主教辖区宣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上帝对于希腊人在佛罗伦萨背叛东正教的惩罚；而在1492年另一个俄罗斯的主要教堂则把莫斯科描绘成"新的君士坦丁堡" 。随着这种理论被确立，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最著名的观点即是"莫斯科，第三罗马" 。
这种观点最代表性的鼓吹者，俄国僧侣菲劳赛乌斯，对比了第一罗马的悲惨命运，它早就丧失了它对世界统治的宣言而落于异端之手；他也对比了第二罗马（即东罗马帝国），如今已经落入异教徒手中。通过对比他得出了莫斯科国家（即沙皇俄国）的天命：莫斯科作为世界仅存的独立东正教国家的首都，现在成为了真正（东正教）信仰的守护者和罗马帝国传统的继承者。在给他的主君莫斯科大公巴塞尔三世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分页标题
尊敬的沙皇，如您所知，一切东正教如今已成您的王国所属（即沙皇俄国），汝乃世界基督之沙皇，世上一切基督王国都已成为您的国土……在此之后，我们等待一个永不终结的王国。两个罗马已经灭亡，而第三个则傲然矗立，永不会有第四个存在……
这种应被归因于俄罗斯宗教主权和在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优越性，并把他们的王国视为上帝之国的先驱的价值观，有时被用来支撑16世纪莫斯科的领导人是有意接受拜占庭帝国传统的观点。一些当代历史学家费尽心力去追寻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俄罗斯的"拜占庭遗产"影响：他们主张，这种遗产可以从大部分时候俄罗斯政治制度中的威权传统中看到；可以确信的是，在连续几任苏联领导人推崇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的共产党信仰注定会推翻基督教、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并在全世界取代它们。在这个简短的总结性篇章中，作者只能宣称他的信念，这种对俄罗斯历史的解读充其量只是单方面的，此外，我们几乎找不到在之后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与后中古时代俄罗斯在政治思想和制度之间的直接连续性。
那些支持拜占庭和俄罗斯之间连续性关系的历史学家大多是基于以下史实：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最后一个拜占庭皇帝的侄女佐伊·帕拉罗吉娜在1472年的婚姻；她的丈夫接受了沙皇的名号（尽管当时是非正式的），以及1547年他的孙子伊凡四世正式接受这一名号；在1589年最初创立莫斯科教区时对"第三罗马莫斯科"的重申。然而，这些事实都没能提供可信的证据证实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人有意追寻复兴和宣称对拜占庭政治遗产的继承。无论是伊凡三世还是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宣称和佐伊的婚姻给予了他们继承这一遗产的权利。的确在他的婚姻后伊凡三世开始把拜占庭的双头鹰用在自己的印章上，并且这一行为为他的继承者沿用。然而，应当被铭记的是，尽管从13世纪末就被作为帝国主权的象征形象，双头鹰却从来没有成为拜占庭的官方盾徽。
此外，伊凡三世并不是东欧王室中第一个将此徽章用作政治用途中的皇帝：早在13到14世纪它就被用作拜占庭共同体中不同地区宣誓主权的徽记——无论是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还是俄罗斯自身。沙皇的称号，在中世纪时被俄罗斯人用来描述拜占庭皇帝和金帐汗国可汗，是在1480年俄罗斯人从鞑靼人统治下解放后伊凡三世首次采用的；在1576年伊凡四世通过在西方宫廷建立大使并对西方皇帝宣称他对占有沙皇名号的权利是因为他征服了鞑靼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王国" 。
16-17世纪俄罗斯沙皇的加冕仪式和拜占庭皇室的加冕礼虽有相似性，但却远非完全一致：俄罗斯人的"沙皇和全俄罗斯的统治者" ，被赋予远少于之前拜占庭皇帝所带有的高贵属性，这种属性被认为是源于他们等同于上帝的高贵先祖所带来的主权。最后，由东方教会的最高权威授予的莫斯科教区的建立，决没有意味着俄罗斯占据了教会的最高主权：因为在教区的地位等级上莫斯科教区是最低级的——位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之后。
通过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动机和目的，这些反对的观点可以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些同样强烈指示了"莫斯科为第三罗马"理论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被当时的政府加以重视。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档案明显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替代了中世纪国家的层级制度概念，由拜占庭的皇帝主持，伊凡三世和他的继承者们被主权与地位相平等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家族观念所指引。这一对于绝对主义权力的后中世纪观点既不类似于拜占庭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观也不等同于费劳赛乌斯的沙皇统治下世界霸权的概念。此外，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的直接地反对了这种俄罗斯主权继承于拜占庭的观点。它最重要的目的和一个恒久不变的追求是夺回原本属于基辅罗斯并在14世纪被立陶宛人占领的西方土地。这一政策直到17世纪中叶都没能成功完成，并把俄罗斯卷入了和立陶宛与波兰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分页标题
为了实施一个建立"第三罗马"的计划，俄罗斯人本应该追求在巴尔干地区扩张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本应该在不久后引发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冲突。这两大对立国之间的战争将会严重影响俄罗斯在西方实现民族统一的野心；所以他们希望和苏丹保持良好关系，这样能够抑制沙皇的封臣——克里米亚的鞑靼可汗从南边进攻沙皇俄国。
【博史|探究"拜占庭之死"与拜占庭帝国后"第三罗马"之争】这解释了为什么在1582年伊凡四世会对教皇特使安东尼奥·波塞韦诺宣称："我们并不想要一个统治整个世界的王国"；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势力在16世纪怂恿沙皇和他们联盟对抗土耳其人的努力都被莫斯科故意无视掉了。当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威尼斯人和希腊人努力促进俄罗斯人与他们联盟的时候，他们都宣称君士坦丁堡是他们的历史遗产。而沙皇却对这些哄诱置若罔闻，仅仅宣称他们有着对于自己基辅罗斯先祖统治的土地的合法继承权。 "莫斯科第二基辅"而不是"莫斯科第三罗马"是他们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
即使在思想层面，费劳赛乌斯对于沙俄统治者普世主权理论的努力也没能获得普遍赞同。正如我们所见，中古时代沙俄的政治思想是受到16世纪拜占庭执事阿加图斯所书写的一篇论述的影响的。俄罗斯人对于这篇论述中以下段落表现出独特的喜爱："从他的肉身来看，皇帝就和任何人一样；而对于他政府中的权力来说，皇帝就像是上帝，是一切子民的主宰；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高大了。 "在中世纪的俄国这段谚语总是用来形容拜占庭的皇帝。
而直到16世纪早期阿加图斯对王室特权神圣属性的定义才被俄国沙皇所采纳。但是在这个定义中所包含的他的主权具有普世性的含义却被俄国人减少了。在一个沙俄作家在1533-1563年之间所写的一篇吸收了阿加图斯另一篇论述观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意图。在原著中，皇帝被比作一个预见到"共和国的巨轮并没有在邪恶的浪潮下摧毁"的领航员。而在俄罗斯看来，所谓的"普世共和国"被替换成了"他的伟大王国" 。这位匿名的为沙俄政权书写赞歌的作者显然仅仅从民族层面思考这一问题。他也一定会对于伊凡四世宣称沙皇俄国不会做出任何自己为"普世帝国"的观点表示赞同。三、巴尔干地区的第三罗马宣传
在巴尔干地区，尽管在某些方面由于土耳其人的治理，这种影响延续了更久的时间。在中世纪后期拜占庭和巴尔干国家的许多制度——特别是会计制度——被奥斯曼帝国所保留。早期苏丹努力让他们的基督教子民把他们视作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子嗣。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迁移了大量来自不同地方的希腊人到当时人口已经减少许多的君士坦丁堡，并重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尽管在社会上地位较低，但是他们都被组织成"民族国家"的一员，并被允许保留他们的法律和习俗。
他们和过去最密切的联系就是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的联系：这位地位显赫的人物不仅被他的拜占庭前任赋予特权和豁免权，他同样被苏丹任命为统领所有基督教国民的世俗和精神领袖。作为基督教徒的行政长官，他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并在奥斯曼帝国中有着很高的官位，仅仅对苏丹负责。他的官服装饰着旧帝国的双头鹰，而他的法律则依照拜占庭法律进行判决。所有东正教子民——除了暂时在1557-1776年之间享有宗教自治权的塞尔维亚人，全部都受他的神学裁判权所管辖。远超过拜占庭帝国末期，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才拥有了维护古代头衔"全基督教"的能力。
临近这一教区（即君士坦丁教区），两个社会群体在东南欧保存和培养了拜占庭的传统：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商业贵族和16-17世纪的罗马尼亚王公。前者，常被视为芬内尔人因为他们居住在靠近教区的芬内尔地区并不断对于教会组织机构发挥着他们的扩大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卡特库泽尼，宣称自己为拜占庭皇室家族的后裔。另外一些人，比如亚历山大·玛勒克达托，官职升到了奥斯曼官僚体系中的最高级。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受过高度教育的并且热衷于希腊文化，这让他们积极推动学术在君士坦丁堡地区的发展。而且，尽管他们的观点越发着眼于他们在帕多瓦大学吸收的世俗人文主义，这些费内尔商人通过他们对于教区教育努力的财政支持，通过他们世界主义观点的教育以及通过他们对希腊文化的狂热，仍然做了很多去保持希腊文化作为拜占庭遗产的鲜活。分页标题
然而十八世纪芬内尔人内在固有的矛盾最终逐渐破坏和毁掉了这种新拜占庭的热望。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并投身于东正教堂。与此同时，他们逐渐受到正在西欧蓬勃兴起的新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的影响。此外，在继续对于拜占庭的世界主义遗产做出表面文章的同时，他们同样是在西欧影响下倾向于加强民族共同体。这引领他们走向一种积极的甚至有时侵略性的希腊主义政策，使得巴尔干的斯拉夫教堂成为了受害者。他们还致力于重建希腊国家：这一运动最终结果是1821年的民族反抗和独立战争。这些决定了现代希腊国家精神和政治发展的新观点和运动，并未和长期存续的拜占庭传统相兼容。它由于启蒙运动观点的影响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冲击而导致的在东南欧的衰落，可能要追溯到18世纪晚期，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传统的力量最终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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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版画作品：君士坦丁堡的沦陷
总之， "拜占庭之死"并没有完全发生在巴尔干，如同它没有完全发生在俄罗斯一样。在1821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希腊人民和政治家的想象里仍然萦绕着重夺君士坦丁堡以回复拜占庭的"大计划" 。这些野心最终被1921-1922年小亚细亚的灾难所破坏。但是，拜占庭的遗产并没有从东南欧的文化生活中抹去。在偏僻的修道院以及大陆和岛屿的乡村社区中，在个人信仰以及对于他们共同祖先保持挚诚的市农阶层的共同信仰中，甚至在象征了一个人的重新救赎而不需要基督教帝国早期的重要变化的圣餐仪式之中，东欧的东正教人民直到今天仍然和他们的拜占庭过去保持着生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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