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月入1000元家庭的孩子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在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这个数字戳痛了许多人。我们常常对数字敏感，却又对数字背后的每一种生活不太敏感。今天是儿童节，就说说孩子吧。对一个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比眼前的贫困更让人担忧的，是横亘在前的教育鸿沟。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都上起了网课，一些贫困学生的家庭状况，也因此显露出来。湖北武汉的一名初一学生，为了找到一个信号好的地方，跑到山顶自己搭了个简易棚；河南邓州一名初三女生因为没有手机上网课服药自杀，好在抢救后脱离危险。就在几天前，湖北宜昌一个小女孩在父母的卤菜摊子下学习，网友称她为“案板下的女孩” 。这些令人唏嘘的故事，不止在社会新闻里。有一天，我在朋友的办公室桌上，看到了一些孩子们写的信。 3月底，他们公司响应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实施的“益学堂”项目，给湖北省三市四县的贫困学生捐赠了8185台平板电脑和流量卡。这是孩子们收到礼物的回信。孩子们写的句子没什么修饰，但却自有动人力量。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很感动，准备持续跟进和帮扶，问我对这些孩子的故事感兴趣吗，我说当然。

图|孩子们的回信

“读书，是所有贫困生唯一的出路， ”13岁的小媛在信的最开头就礼貌道谢：“我代表我的爷爷奶奶，感谢您对我们家的帮助之恩。 ”之所以说代表爷爷奶奶，是因为她没有爸爸妈妈。在信里她也不避讳这点：“父亲早在我3岁时因车祸过世，继而母亲改嫁，后生了一儿一女，过得也算美满。 ”小媛现在读初一，已经能领会，是父亲车祸去世这件事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说起父亲的逝世，小媛说：“很可惜啊。爸爸当时很年轻吧。 ”她的父亲是1982年生人，出事时才28岁。出事时，他骑着自行车去工地，被一辆公交车撞倒。据小媛的姑姑说：“一大早，还不到7点钟。人当场估计就不行了。送去医院后做了抢救，没救过来。 ”小媛姑姑还告诉我，父亲身故后，小媛家中失去一大收入来源，加上赔款微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那时小媛才两三岁。父母在武汉务工的时候，她由家里老人带着在老家生活。父亲出事后，她的母亲不到一年就改嫁了。改嫁时母亲本想带走小媛，但爷爷奶奶怕小媛到继父家受委屈，大人们商量后，决定让小媛继续跟着老人生活。“小媛那个时候还太小，她还不知道怎么叫难过。等她长大了，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了解。 ”小媛的姑姑叹气。不出孩子姑姑预料，小媛说，长到上学的年级，她开始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 “最明显是在过年的时候。平时好多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不在身边，但是过年的时候他们回来，然后我就没有。 ”她很懂事，从来没有和爷爷奶奶提过她的难过， “省得让他们伤心。 ”小媛知道妈妈嫁去了40多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这几年，妈妈很少来看她，她想妈妈时，只能主动去找妈妈。她的姑姑家离母亲家近，每次过去，姑妈就会约小媛妈妈出来，让娘俩见一面。但去年小媛的生日过得遗憾：“我8月25号过生日，她就给发了微信上200块钱的红包，也没说来看看我。 ”小媛安慰自己说：“可能她有事情吧。 ”

图|小媛的回信回信里，小媛提及了年过花甲的爷爷奶奶的辛劳，其中有句话一下触动了我：“他们思想保守，常常不接受别人的帮助，等他们开口借东西，必定是真的在低谷。 ”爷爷奶奶在学习上没办法帮小媛太多，更多的，是为她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孩子的姑姑说，孩子爷爷身体不好，两位老人仍坚持自己照顾小媛，没让孩子姑姑插手。随着老人日渐老迈，孩子姑姑已经做好了接手照顾小媛的准备。让姑姑欣慰的是小媛的成绩。 “以前读小学，每次考试都在前3名。现在初一，人数更多了，在班里也在前10名。 ”疫情发生后，老师通知，课堂教学改为用视频软件看直播课，还会拍下练习题，发给学生们作答。小媛最开始用的是姑姑几年前给她买的旧手机。家里网络不稳定，老师说话经常断断续续听不见。老款手机内存小，每次进入页面都很卡，屏幕很小，看久了眼睛疼。小媛就这么坚持用着，从未抱怨过。即便这样，小媛也对自己要求严格。有一次在线上晚自习，语文老师抽查背书，第一个就点到小媛。小媛没有准备，大脑一片空白，只背出了前两句。上课前，小媛明明已经把诗歌背熟了。但是老师点名后，她还是有些紧张。她为此懊恼了很久：“天呀，大脑一片空白。被问住了。被考倒了。 ”下课之后，她平复心情，重新开始背书，同时用手机录下来，直到录下一段完整的背书视频，发给了老师。在家上课，最大的烦恼是见不到小伙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村里封村，他们连家门都不准出。后来慢慢放开了，村里才能比较正常地走动。她也和隔壁一个“滞留”在村里的小伙伴结成了友谊。 “她可逗了。 ”小媛说，对方本是寒假回老家见爷爷奶奶，结果因疫情被困村里，回不去了。两人住得近，想玩的时候，对方就会跑到小媛家窗户后面叫她。4月2日，小媛拿到捐赠的平板电脑，由学校老师送到她家里去。新平板到的第一天，小玩伴就注意到了。 “她也有个平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没听过。她看见我的平板就很羡慕，说我的是大品牌的。 ”拆开平板电脑的时候，小媛看到了一起寄来的物件里，有一封来自捐赠人——自称是“60后”大朋友的信。看完后，她当晚就给“大朋友”写了封回信：“读书，是所有贫困生唯一的出路。所以争做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我不懈的追求，我也甘愿为此做出努力。 ”“爷爷奶奶年纪大，没能力出去打工，而我也没有理由去抱怨，因为他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学习之余，家境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包袱伴我左右。 ”“有时候我很害怕，因为爷爷奶奶不会陪我一辈子，他们也会离我而去。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分页标题

11岁的小萌很可爱。她在信里写，很久以前她就希望有一台平板，但她没抱希望，因为“我是留守儿童，爸妈都去广东打工了，一年工资都还没有6万” 。她知道父母收入不高，从来没提过想买平板电脑的愿望。湖北省大悟县是革命老区，这两年才摘掉贫困的帽子。我问她，你怎么知道你父母一年能挣多少钱？女孩脆生生地回答， “我奶奶天天在家说呀！”小萌的父亲从女儿出生开始一直在外地务工。最早，他是一名泥瓦工。砌砖、抹墙，横平竖直地干，起早贪黑赶工期，一个工程连着下一个工程，从年头做到年尾。后来，他跟着老乡去了广东，在东莞一家灯具厂，上了流水线，鲜有假期，更没有双休日。小萌的母亲起先在广州打了几年工，之后和丈夫在东莞会合，进了同一家工厂。小萌的父母每年过年回一次家。如果这一年到头没大事，也就这一次。春节时他们会请个假，在家多待几天。但再长，也没像今年这样，待了整整两个半月。父母都在家时，小萌很兴奋。她5岁的时候就提过一个愿望：“我希望爸爸妈妈一年最起码回来三四次吧。但是他们没有按时完成。爸爸最多的时候也就回来两次。 ”孩子的想法和大人不同。小萌的父亲感觉到了压力，有几晚彻底失眠： “发愁啊，没工资。 ”3月25日凌晨，湖北省正式解封了武汉市以外的离鄂通道管控，大悟各个离鄂通道口随之开启。第二天，小萌的父母就坐上了去东莞的大巴车。疫情期间，小萌的父亲认真想过，要不干脆在老家找个工作。他看过不少青春期孩子的社会新闻，好多都说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他担心老人难管孩子，也不想让小萌没有父母照顾的委屈逐渐变成一种平常。他请人帮忙打听工作机会，最后还是因为工资低，没法养活一家人，只能在解封后，第一时间和妻子回了东莞。小萌的父亲早上7点多起床，在路上随便吃点早餐，步行10分钟， 8点前到厂里。一直工作到12点，才能走出车间。中饭休息一会儿，然后进厂一直工作到晚上5点半。吃完晚饭后是加班。每个月，只有两天休息。每周末的两个晚上，他们会去附近公园走一走。在东莞工作三四年了，小萌父母从没去过市里。去市里太远了，坐公交车都要3个多小时。他们的想法很朴素，每处理一个零件、每工作一天，就多攒一些钱。小萌的父亲说，他的情况很常见，同学、朋友中，男性很少留在老家：“谁不想离家近呢。如果能养家糊口，谁都不愿意出来。 ”我问小萌知不知道父母在哪儿工作，小萌说，在一个叫“东宽”的地方。在老家，小萌姐弟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疫情之前，老师要求到学校早读，为了不迟到，小萌每天6点起床，6点半去学校。到学校后，早读一会儿再吃饭。中午，爷爷骑着小电动车来接小萌姐弟俩。有时候姐弟俩放学时间不一样，爷爷还要接两次。

图|小萌的来信疫情之后，小萌开始上网课，她很珍惜每节课，每次上课前还会“规定”弟弟不准乱跑打扰她：“我在我的房间里面，上网课的时候把门一关。我说了，谁都不许进来。 ”姐弟俩也慢慢培养出了新的默契，小萌能把大姐姐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她会监督弟弟。弟弟在客厅上课，小萌课间会到客厅看看弟弟有没有认真学习，还会给弟弟录视频。 “如果他不专心，我就罚他的钱。 ”说是罚钱，其实是从左口袋到了右口袋。每个月，小萌会给弟弟一些零花钱，那些钱，来自她每个月辅导弟弟写作业，奶奶给她的30块钱。父母走后，小萌和弟弟上网课成了问题。小萌读五年级，弟弟读一年级。之前，她和弟弟各自用父母的手机上网课，父亲还能辅导她功课。父母准备离开前，家里人商讨了半天，最后决定让小萌拿着奶奶已经不太灵光的智能手机上课，弟弟则用家里的电视联网上网课。电视一开始连不上网课，最后问题解决， “还是我在电视上给他（弟弟）找到了一个学习软件” ，小萌得意地告诉我。小萌想要个新手机，但她没有开口。她一直记得父母的工资数， “6万”要养一大家子人，要还外债，电子产品动辄几千块，她不能开口去要。 “平板电脑也不便宜。爸爸妈妈在外面过得也很辛苦。不买。 ”直到有一天，小萌在新闻里看到了家乡大悟的好消息。 “说有好心人要给大悟的贫困学生一人一个平板。 ” 就在那天晚上，老师叫小萌去她家里拿平板，小萌兴奋了一晚上，没睡着。

我给小婷打电话，接的是一个男孩，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费劲地沟通了好久，我才明白这是小婷7岁的弟弟。他告诉我，姐姐坐车去武汉看病了。我问他姐姐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要到晚上8点。8点半的时候再打过去，还是小婷弟弟接的电话，他说姐姐今天不回来了，就直接挂了电话。我给那个号码发了短信，说明来意。过了10分钟再打过去，一个女人接了电话，是小婷的妈妈，她忙不迭道歉，说刚看到我的短信：“我刚才在洗碗，手上湿湿的，我就让他接，他也说不清楚。我都教育他了，陌生的来电要问清楚是找谁的，干什么，不要随便就挂掉。 ”小婷的母亲解释说，小婷1岁的时候烫伤了左脚：“我们当晚就送孩子去市里的医院了，在那儿住了1个月。 ”但是，小婷的脚上还是留下了一大片疙瘩，不仅不美观，还常带给小婷针刺一样的疼痛。“她只要一说疼，我就十分紧张” ，小婷的母亲说，她一直想找机会带着女儿去大医院看看。这次疫情解封之后，小婷在武汉务工的舅舅回老家，就说要带外甥女去看病，这就把小婷带去武汉了。马上要夏天了，小婷却穿不上其他小伙伴们穿的短裤和漂亮裙子，她最短的裤子是9分裤。我说，就算有疤痕，露出来也不难看。小婷的母亲跟我解释，主要是不想让小婷腿上的疤晒太阳：“现在还是白色的印子，怕晒成黑色的。 ”为此，她听了一个土方，经常拿红红的老苦瓜，连皮带渣地，用来给小婷按摩腿。分页标题

图|小婷的来信小婷的母亲对女儿很内疚。小婷1岁时脚被烫伤，她觉得说到底也是大人的疏忽。 “她在床上爬来爬去，床边放着要冲奶粉的暖水壶，她给碰倒了，哗啦一下全翻在她脚上。 ”她大哭说，当时小小的孩子可能都痛得没意识了，呆了好一会儿才大哭出来。她也不知道要赶紧拿凉水冲，只是抱着孩子就要往外跑，去了村医院，再找车，往市里的医院送。多年来，丈夫外出务工，小婷的母亲则在家务农、照顾老人。除了两个孩子、还有几个老人。5月，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之后，刚好赶上了农忙。因为疫情没有开学，小婷的母亲担心姐弟俩独自在家的安全。出去干活的时候，只能把姐弟俩锁在家中。 “至少外面的坏人进不去。 ”她趁着孩子还没醒、天还没亮就出发干活，只为了早点干完活回家陪伴孩子。这些年村里一些人外出打工，家里的地闲置了，她包了一些这样的田：“帮他们种，每年给他们点儿油。 ”村里只有小学，以后，姐弟俩得到镇上、县里念中学。 “那就要在镇上租房子了，租房子一年至少也要3千块钱了。 ”这多出来的3千块钱，还不知到时如何创收。好在小婷很懂事，也很知足。她在回信的开头写到：“我生活学习在一个偏僻的小山庄，虽然偏僻，但却温馨，这里（有）和我一起学习的小伙伴们，还有和蔼可亲的老师，我爱爸爸妈妈。 ”在家的日子里，电视看坏了，找不到人修，因此姐弟俩很久没有看过电视。后来学校上网课，姐弟俩就一个手机，天天抢来抢去。母亲说，小婷大一点，让她多让着弟弟一点。3月份，小婷的老师上门送平板电脑。小婷很开心，但已经学会“让着弟弟” ，弟弟先用平板学，小婷用平板看回放。“我大，然后我就要让着他。 ”小婷已经学会了站在大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只是上百封回信中的3封。信的落款五花八门，有按照来信回复“大朋友”的，也有称呼“杨爷爷”“杨叔叔”“杨总”的，实际上，说的都是联想集团的杨元庆。疫情期间，他个人出资1000万元，第一个响应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联想益学堂” ，让8185个湖北的贫困孩子用上了平板电脑。

朋友在联想公益基金会里做项目志愿者，他负责整理来信。除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他更希望大家知道以下这几组数字：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疫情期间的调研，能按时上网课的农村学生才刚刚过半数，这一比例显著低于县城的80.1% 。相比网络，个人电脑对农村学生来说更“稀有” ，比例仅为7.3% ，而75%的县城孩子拥有2-3个网课设备（手机、平板或电脑）。

图|援助贫困孩子的电子产品在路上影响不止于此。知乎上有人贴出了2019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报告调研了数十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个人PC渗透率和GDP在统计学上“显著相关” 。一个国家PC渗透率每增长1% ，人均GDP约提高3.89% 。——中国个人电脑渗透率只有20% ，而发达国家普遍在70%左右。“6亿人月收入1000元” ，冰冷的数字确为事实。

图|PC渗透率较高的国家，人均GDP普遍较高但我也在孩子们这看到了希望。从经济上说，这些孩子其实是可以“顾影自怜”的——他们大多没有很好的家境，甚至很多算得上糟糕；他们中有很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年迈的老人在照顾着；还有一些父母身患残疾失去了劳动力，甚至还需要孩子们在很小的年纪反过来照顾他们。但是没有。我看到他们的朋友圈，他们会追星，有自己的爱好，会发乡村的种种美景，会发美食。网络给这些孩子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们只是地理位置上和同龄人有距离，心理上并没有。我和朋友加了这些孩子们的微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信从湖北寄到北京，谁出的邮费？我们问孩子，他们都说没有多少钱。坚持转钱给他们，转多了他们也都给找了回来。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