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知而行的历史|世家与仕：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势中衰的真相

先秦时期，华夏诸国“世卿世禄” ，贵族势力既是国君权力的支撑，同时也是最大的掣肘。很多诸侯国，如郑国、齐国、鲁国、晋国等，都发生了贵族权臣秉政而王权旁落，从而导致国家战乱不断，国势日衰的情况。六国毕，四海一。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 ，建立起皇帝制度。皇帝作为国家的核心和权力主体，是国家首脑和最高统治权力的执掌者，土地、资源、人民、财富均为他所有， "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 "天下之本无小大，皆决于上" 。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 。
始皇帝嬴政希望能够传二世、三世，已至万世，因此就设置专制君主制度，将统治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造成绝对皇权，压制贵族势力的发展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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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开创的皇帝制度
在“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西周时期，世卿贵族们垄断了教育资源，政府公职都成了世袭制度。好在春秋、战国之际， “竹帛下于庶人” ，列国诸侯、位置官吏就开始提拔“士”这个阶层来作为官僚机构的骨干。治国先须治官，战国时期列国变法，多数都是按照选“士”补充进官僚队伍，从而加强王权的思路进行的。世卿贵族当然不愿意束手待毙，他们也发起了很多反击，向法家变法者的结局都比较悲惨就是其中一例。
不管如何，氏族贵族政治势力在皇帝掌握了“士”这一政治同盟之后，就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世卿自此而坠；严格集中制的官僚体系也于此形成。可是，秦朝国家的巨大规模，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复杂和庞大，官僚人数也越来越多，缺少相应的管理及制衡机制，使得秦朝的政治头重脚轻，最终二世而亡。汉朝开国之后，因势利导，设置了更为复杂的权力制衡体系，宗室、外戚、士这三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牵制，保证了朝政的平衡，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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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采用折中的分封、郡国制
当汉初的无为而治的国策改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朝皇权在巩固了基本盘之后，再一次强推中央集权， “士”这个阶层作为皇帝的政治同盟，再次被重视起来。在秦朝的选官制度的基础上，汉朝发展了察举、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通过这些方式，汉朝在前期选拔出了不少人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两汉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之所以能够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汉代的人才辈出的情形是分不开的。
由于朝廷选仕及社会舆论崇尚儒术的缘故，官僚也多以经术起家，他们不但授徒讲学，注籍的弟子门生也是成千上万，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由于他们的子孙往往绍继家学，必然也会造成一种累世公卿的现象。如东汉弘农杨氏，杨震官至太尉，震子秉亦官至太尉，秉子赐位至司空、司徒，赐子彪亦位至司空、司徒、太尉。自杨震至杨彪，凡四世皆为三公。杨彪的儿子就是被曹操称赞“才思快人三十里”的杨修。除了弘农杨氏之外，还有汝南袁氏。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安子敞亦官至司空，敞兄子汤为司空、太尉，汤子逢亦位司空，逢弟隗又为太傅，所以臧洪说袁氏四世五公，比杨氏还多了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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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弘农杨氏是天下一等门阀
在东汉中叶以后，这些世家大族开始渐次出现，并成了当时的重要的政治势力，被称作“士人集团” 。欧阳修在《孔宙碑阴题名跋》中说：“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向传授者为门生。 ”本来是师兄弟的关系，以后也随着各种关系的发展而强化起来，从学术研究的结合逐渐转变为依附名势的一种结合了。由于公府以及州牧、刺史他们有权挑选任用自己的幕僚，而且一旦征辟录用，成为公府或者郡国的属员，就不会上通为中央的有秩命士。如此一来，这些幕僚就渐渐地与他的长官形成了一种私恩的结合。如三国时常常说的“主公” ，他们但认“主公”而已。如果有朝廷秩命在身，而只会称呼“明公”了。
对于郡国所保荐的孝廉、秀才，不管以后做了多大的官，都要向保荐过他的郡国首相称为“故吏” 。如刘备曾经向朝廷举荐袁谭为茂才，而袁谭接受了刘备的举荐，按照当时的“故吏门生”的规矩，刘备就是袁谭的恩主。所以，袁谭在听闻刘备北投青州而来，便亲自率军迎接刘备，然后又从平原护送刘备前往邺城，而其父袁绍更是出门200里迎接刘备。当主官或举荐者死，故吏之属，还有服丧之制，这就更加强化了故吏的“家臣”地位了。当初曹操征辟司马懿时，司马懿起初不愿意到丞相府，想来那是因为司马懿还是想着做汉天子朝臣，而非曹操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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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是丞相府属员，不是朝廷命官
在汉朝前期，尚有“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 ，到东汉中叶之后，就开始“选士而论族姓阀阅” ， “贡荐则必阀阅为前” 。到了曹魏出奇，九品官人执法被推广开来，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士族担任，九品的定评，自然也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于是，官品的升降，不再靠着本事，而是凭借“世资” ，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 ， “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情况。
士人集团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必然就会有相应的政治及经济利益诉求。他们活跃在地方，积累了名望和财富，还拥有很多奴客，逐渐形成了脱离于政府“编户齐民”体系之外的存在。皇权为了限制氏族贵族势力的发展，而选择“士人”作为政治同盟，在不经意间，已经成长为皇权的有力挑战者之一了。唯一不同的是，氏族贵族拥有着造反的法理基础，而“士人集团”散居各地，实力分散，而不具备造反的法理基础。
东汉王朝在中叶之后，皇权已中衰，成为世家联盟之盟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已经减弱。桓帝、灵帝时，中央皇权曾经发起过对“士人集团”的主动进攻，被称为“党锢之祸” ，却因为黄巾起义的爆发，导致“士人集团”再度崛起。此后，汉朝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地方，沦为地方诸侯的傀儡。这种情形即是刘备痛骂曹操的一句名言：“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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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世家大族斗争了一辈子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氏族残余的遗留，秦汉以来的小农农村，虽然分割了土地，但还是以氏族为纽带而长期聚族而居。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政治现象，因此很多皇帝都下意识地强制拆散一些氏族。如汉高祖为了削弱六国王室氏族贵族的势力，下令迁徙齐国诸田、楚国诏、屈、景，燕赵韩魏诸族十多万口于关中。汉武帝时，又强令大姓强宗迁徙，不得族居。不过，这种范围的迁徙，只是限制了原来的氏族贵族聚族而居而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在全国各地区的农村，仍然广泛存在以血缘作为结合的纽带。由于这些聚族而居制造的政治便利，再加上皇帝制度的惯性和示范效应，从官僚体系里派生出来的世家大族和由大商人转化而来的地方豪强，他们在地方上形成的势力，都带有很浓厚的父家长色彩。分页标题
东汉末年以及魏晋时期的战乱，使劳动人口纷纷向世家大族建立的庄园集中，以求得他们的庇护。虽然失去了自由人的身份，但好歹能够躲避兵役，能够活着一条性命。世家大族们建设坞垒堡壁，开辟种植庄园，部勒宗姓，加以武装，或聚族以自保，或举宗而避难，成为对这些依附的宗姓和百姓的宗主，少者三五千家，多者一宗将近万室。这些宗主“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拥有数量众多的部曲、佃客。他们闲时务农，战时为兵，成为这些宗主们的私人武装。如东汉末年曹操是一等一的宗主家族，可以举兵五千之众；周瑜在江淮之间也能拉起一千多人的武装，跟随孙策成就了大业；甚至远在长沙僻远之地的魏延，也有着数百部曲。东汉末年的割据群雄，为了扩展自己势力，压倒敌人，对拥有部曲的世家大族也是尽力拉拢。如曹操阵营的许褚、李典、田畴，孙权阵营的鲁肃、甘宁以及吴中四姓，刘备阵营的糜竺、霍峻等，而这些世家大族也需要投靠一个阵营，来确保他们家族的政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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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各自有世家大族站队
皇帝们明知道这些世家大族们占据了大量的田产和农户，是逃税漏税专业户，黑户现象严重，政府所掌握的户口、财富，大量被这些人侵夺。可是由于魏晋各朝都是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才顺利开国，因此国家政权不能自毁根基，在开国之后不仅不能够立刻搜括逃户，还把政府名下的屯田户赏赐给这些世家豪族。除此之外，这些世家大族还公开掳掠人口，招募佃客，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和军事实力。如东吴的陆抗，在东吴灭亡时，陆抗一族就能举兵数万，以至于晋武帝灭吴都要对这些世家大族忌惮三分，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另立一国。
西晋开国之后，司马炎有感于皇权不振，以统一所带来的的威望和实力，禁止世家大族招募佃客，并且实行占田法，让这些世家大族自己申报登记，并且规定了这些世家大族能够荫庇的户口数量，这是一种承认既成事实的做法，朝廷只是寄希望于不让其继续发展下去。由于朝廷掌握的资源最多，时间是站在朝廷一边的，假以时日，朝廷的绝对实力超过了这些世家大族，就可以效法汉武帝“推恩令” ，再行中央集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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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立国初期叛乱就已发生
为了更大限度的增强国家财力，司马炎不听劝阻，执意“偃武修文” ，裁撤州郡之兵，强干弱枝的同时，让这些州郡兵登记户口，成为了朝廷的编户齐民，缴纳赋税。地方上武备势力被削弱了，怎么限制世家大族的政治能量呢？司马炎惩戒曹魏之孤立而亡，在泰始元年大封同姓诸王57人，以镇地方。这些出镇地方的宗王拥有军队，州郡却无武备，就使得他们拥有了地方上的绝对权力，他们轻启祸难，酿成了八王之乱，中原暗弱。当刘渊、石勒、汲桑、王弥等起兵，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于是祸乱日益扩大，贼势炽盛，西晋王朝也因此也滑入了灭亡的快车道，中原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暗黑时代。
可是，在西晋王朝灭亡的乱世中，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制度形成的世家大族的经济根基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乱世中，失地农民日益增多，朝不保夕的他们更需要一个强势的地方势力庇护他们。因此在南北朝时期，不管是北方的异族当政还是南朝的“寒人掌机要” ，世家大族都成了与皇权博弈、斗争、妥协的主体。皇帝们为了对抗世家大族，只能掉过头来，再次信任起氏族贵族势力，宗王典兵，出镇地方。这种情况虽能够安稳一时，可是在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和宗王身边的攀龙附凤之人，必然会怂恿宗王向皇位发起冲击。所以，南北朝时期，皇室内部自相残杀堪称惨烈。皇权也在这种无休止的内讧中，不断地被削弱，最终都成了为他人做嫁。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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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在错误的制度设计中日渐沉沦
【而知而行的历史|世家与仕：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势中衰的真相】其实，在南北朝初期，北朝并无多少优势。如果南朝能够率先整合好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北伐，历史的结局也未必一定是北朝统一南方。当南朝陷入了皇族内讧的政治怪圈无法自拔，北朝则在数不清的政治斗争中开创了均田制、府兵制等更化改新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皇权与世家大族的利益冲突，最终实现了全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