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战初毛泽东称什么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抗日战争初期

抗日战争初期，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和主要战略支点，山西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国共两军团结抗战的局面，成为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特殊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以及全国其他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开创，与毛泽东的谋划、决策、指导是分不开的。
一、决策“经营山西”战略
毛泽东明确提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一战略预期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9月。事实上，随着八路军在山西的逐步战略展开，共产党和八路军此间与山西阎锡山当局在抗日问题上多方面日渐密切的合作，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在忻口战役中的协调配合作战，这一预期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战略布局的谋划则早在1936年2月红军东征前后就已开始了。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包括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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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面对寇深祸亟的华北形势和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内战不已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遏制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策略方针。 1935年12月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1936年党的军事战略总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 。为贯彻这一方针， “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在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首先开辟一块具有五县以上规模的新的根据地。（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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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冲，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经济建设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较快。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仅能够使红军得到急需的物力、财力、兵力和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补充，而且将使党和红军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西抵黄河可屏障陕北，东出冀鲁、南下豫皖鄂，可俯控整个华北、中原，有利于开辟更广阔的抗日战场。
早在瓦窑堡会议之前，党内和军内领导层就曾在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个重大问题上有过较大争论。面对党内、军内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明确强调根据地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采取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力主苏区发展与红军行动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向是首先东出山西，开创与陕北相连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奠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基础，然后再伺机北上绥远，东进河北，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和对日直接作战的路线。正是由于毛泽东把握全局、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说服，才有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红军东征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役行动。
毛泽东“经营山西”、全方位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东征战役初期，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红军行动、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还是立足于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区建立一块与陕北相连的根据地，以“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53页。）所以，当红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之后，立即于1936年2月23日致电彭德怀并各军团首长，明确提出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51页。）这表明毛泽东早在渡过黄河之初，就已开始谋划并实施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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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战役中期，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分头向晋南和晋西北乘胜扩展，并准备相伺向晋东南发展，扩大根据地。期间，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召开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东征以来对山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况，特别是其重要战略地位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军委作报告并多次发言，正式明确地向中央提出他的关于“经营山西”、在山西全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向华北发展， “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 。 “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00页。）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页。）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代表军委提出的有关“经营山西”等军事战略方针的提议。其后，为贯彻晋西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和彭德怀在4月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示中，进一步阐明了“经营山西”、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 ”“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29—530页。）毛泽东此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经营山西” ，在山西的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构想，不仅标志着他的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过在晋西会议上的深刻阐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识，并最终成为党中央的决策。
东征战役后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山西， “进剿”红军。此时，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红军被迫西渡黄河，回师陕甘，并决定在此之后实施西征战役。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与彭德怀于4月28日致电周恩来等，坚定地指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明确的方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3—524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战略不但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一年多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 ，并将山西开创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营山西”战略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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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对阎锡山的多方争取工作
红军东征和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的战略虽然暂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次军事行动广泛宣传了党的新方针、新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山西和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党和红军对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情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在政治上、军事上震撼了山西的当权者，引起了其统治集团内部思想上、政治上某种程度的分化和动摇。这些都为此后争取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促成共产党与山西当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最终实现在山西形成抗战特殊局面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经营山西”的战略目标，把山西建成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就必须争取盘踞山西多年的军阀阎锡山转变政治态度，使他接受共产党的新政策，进而得到他的积极支持、合作和配合。
华北事变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特别是1936年发生在晋绥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重大事件，使阎锡山进退维谷。一是红军东征不仅重创了其晋绥军，而且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深深地影响和动摇了其军心、民心，甚至触动到了其统治集团的领导核心，给阎锡山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二是蒋介石以增援晋绥军剿灭东征红军为借口，速调汤恩伯的十三军、关麟征之二十五师，商震之三十二军入晋，由此赖在晋南不走，并利用山西内部派系矛盾，暗中收买阎锡山部下的军政要员，策动河东道独立，以期达到消灭异己、“统一”山西的企图。对此，阎锡山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由此阎锡山、蒋介石矛盾再度激化。三是从1936年5月开始，日伪军发动对绥东晋绥军的进攻，拉开了绥东抗战的序幕。阎锡山深知， “日人对绥远晋北，在所必取” 。 “若绥远不守” ，则“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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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力量，使阎锡山自感如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迫使他必须在“降日”还是“抗日”、“迎蒋”还是“拒蒋”、“反共”还是“联共”这三个关乎他政治统治的重大问题上作出抉择。
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东征中，还是在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推动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贯彻，如何能争取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等问题。他首先分析了阎锡山当时面临的处境及其政治态度有可能发生某种变化的现实性，不失时机地加紧开展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始终是由毛泽东筹划、指导并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的。
一是由毛泽东亲笔致函并直接派人前往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实际上，早在1936年春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就曾数次致信阎锡山，但可能因正值两军交战之时，故均“久未得复”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5月25日，刚刚回师陕北20天，他即再次亲笔写信表示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托在东征中被俘的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二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返回山西时将信转交给阎锡山。信中明确表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 ， “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35页。）同日，毛泽东还分别致信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戴文，申明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毛泽东致阎锡山及晋军将领的信言真意切，处处体现民族大义，阎锡山虽仍未回复，但深有触动。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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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作为中共代表携信前往绥远面见傅本人，一方面争取傅联合抗日，一方面请他介绍彭雪枫赴晋与阎锡山一晤。 11月中旬，彭雪枫在山西省城与阎锡山首次秘密会见，双方达成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构、交通与通讯联络渠道和秘密电台等三项协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宁、陕之间战事一触即发。为求得和平解决，逼蒋抗日，事变发生后的第5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周旋宁、陕之间” ，从中调停。同时指出：“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 ，并诚恳表示：红军“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4页。）12月22日，为落实11月间彭雪枫、阎锡山达成的协议，并争取阎切实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毛泽东再次致函阎锡山，并于次日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回太原代向阎锡山面陈中共之主张。 1937年2月19日，经过争取，中共方面提出的建立电台和地面通信站，实现晋陕通商诸事，阎锡山终于“均已应允，并望能迅速办理” 。（《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中共中央在太原的联络站以“彭公馆”之名正式建立。自此，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当局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二是具体指导北方局做阎锡山的工作。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亲自通过各种渠道与山西当局沟通，另一方面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加紧开展对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 8月14日，他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党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要求其对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地方实力派“一有机会，即须接洽” ，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71页。）10月22日，在致刘少奇的信中，更加强调山西统战工作的重要地位，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1页。）12月2日，考虑到将来红军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紧迫任务，他又两次致电刘少奇，指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抓住各种机会，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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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关系做阎锡山的工作。除请傅作义、郭登瀛、璩象咸帮助沟通与阎锡山的关系外，毛泽东还指示北方局积极联络或亲笔致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民主党派的朋友帮助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 10月22日，他在致刘少奇的信中，提出“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01页。）
12月2日他致电刘少奇，再次要求北方局“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12月22日，他亲笔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早在1936年2月，北方局就曾经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通过其与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同乡、老同盟会员的关系赴晋见阎锡山疏通。之后，朱蕴山又两赴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并切实促使阎锡山加快了与中共代表就有关建立电台、联络站、通讯、通商等事项的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步伐。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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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抗战初毛泽东称什么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在毛泽东的谋划、指导下，通过多方、多渠道力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最终促使阎锡山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经过反复权衡，做出了联共抗日的决定，从而也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双方更为密切的合作拓开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