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新闻|重庆珍档丨她,藏着一座城的4000年


_本文原题:重庆珍档丨她 , 藏着一座城的4000年
江津 , 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
她是全国拥有最多历史文化名镇的区县 。
她是《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施行后、全市诞生的第一个市级历史文化名城 。
她同时拥有“中华诗词城市”和首座“重庆诗城”两座桂冠 。
……
江津的“文化” , 从何而来?
毫无疑问、千真万确、毋庸置疑的一个原因 , 就是她拥有深厚的先天积淀 , 并在保护传承的过程中 , 将其转化成现实发展的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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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 。 重庆图库 吴朝荣 摄
5月18日 , 国际博物馆日 , “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暨重庆市第十一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江津区博物馆隆重举行 。
冯骥才说 , 一个国家或城市怎么对待博物馆 , 体现它的现代文明程度 。
江津 , 就是一座“尊重”博物馆的城市 。
在活动隆重启动前夕 , 胖哥诚邀各位看官 , 到这座博物馆“探班” , 和众多镇馆之宝来一场邂逅 。 在与文物的对话中 , 体验江津文化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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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古神韵
——在埋藏上古先民生活遗迹的土层下 , 在铸就古老巴人荣光的柳叶剑上 , 关于夏商周的记忆在这里一脉相承 , 从未“断代” 。
江津的文明史很长 , 可上溯至中华文明的“少儿期” 。
在江津区博物馆“远古记忆”展厅内 , 你可以见到一些陶器和陶土残片 。
这些陶器多为素面 , 纹饰以原始绳纹为主 , 也有少量凹弦纹、刻划纹等其他纹饰 , 质地包括夹砂、泥质两种 , 包括小平底罐、绳纹罐、壶、盆、豆形器等器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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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在外行人眼里 , 这些陶器不过是一些黄不溜秋的土疙瘩 。
殊不知 , 这些“土疙瘩”却浓缩着江津、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上古文明发展的轨迹 。
2007年2月 , 小南海电站库区沿岸 , 江津区油溪镇金刚社三组 ,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工作队在进行文物调查时 , 偶然发现了一块富含陶器碎片的考古层 。
经过剖面采集 , 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 , 这些陶片极有可能来自商周时期 , 最远可追溯至4000年前 。
市文物考古所随即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 。
在遗址东北部的一座农舍前 , 考古队挖掘了一条探沟 , 又在探沟西面先后挖掘了三个探方 , 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上古陶片 。
经过对这些陶片的分析 , 考古队对遗址形成时间进行了研判 。
结果再次令人惊喜:“出土陶器具有三星堆文化中早期特征 , 且外形多以平底、圜底为主 , 基本不见尖底器 , 说明遗址时间下限不晚于三星堆文化晚期 , 即夏商时期!”
也就是说 , 这处遗址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向东辐射延展的遗存 , 是当时川东鄂西不同文明形态交互影响的证据 , 同时也再次证明江津乃至重庆在夏商时期就已存在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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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遗址
这 , 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大土遗址 。
将目光从陶片上移开 , 继续在“远古记忆”游走 。
在展厅内 , 还陈列着一把柳叶剑 。
这把青铜剑线条柔顺、形如柳叶 , 虽历经数千年岁月的磨砺 , 依旧锋刃犹存 。
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 , 一位或一群技术精湛的巴人工匠 , 用火与力塑造了这把柳叶剑 , 也在现世的江津烙印下了古巴国昔日的锋芒 。分页标题
夏商以降 , 地处东西通衢的江津 , 既是蜀文化向东发展和巴文化沿长江向西发展的重要节点 , 也是古巴国重要的贸易重镇 , 其境内混居着巴人、濮人、僰人等多个远古民族 。
其间 , 彪悍善战的巴人逐渐扩张至重庆、湖北西部和四川东部 , 建立了和古蜀王国、楚国并立称雄的巴国 。 巴人以上古主战神兽“白虎”为图腾 , 故遗存兵器多见虎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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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东周后期至战国 , 巴、蜀、楚之间曾有战事 。 重庆童叟皆知的“巴将军”传奇 , 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
虽征战连年 , 但兵来将往之际 , 古中国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得以加速推动 。
出乎彼时人们意料的是 , 在鼎立争锋数百年后 , 巴、楚、蜀三雄却迎来了相同的结局 。
公元前316年 , 具备了一统天下实力的秦国 , 派名将张仪、司马错麾军攻灭巴蜀 , 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迂回 , 最终灭亡了这个“带甲百万”的南方大国 。
一页风云散去 , 尚武彪悍的巴国隐没进了历史的迷雾 。 但在他曾经的东西通衢和贸易重镇江津 , 却留下了巴渝船棺、巴人兵器等众多遗存 。
在这些遗存上 , 那只寄托着巴文化精神的“白虎” , 依旧凛凛生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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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贰·汉唐荣光
——盘旋的游龙、展翅的朱雀、畅游的鲟鱼 , 还有古老的汉朝马镫……在石棺上绵延的线条间 , 在朴拙雄浑的画像上 , 在“江津”作为地理概念的开端 , 两个缔造了古中华文明发展巅峰的伟大时代 , 犹在眼前 。
江津区博物馆第二个展厅 , 名曰“汉唐古城” 。
汉唐 , 是中华古文明发展的巅峰 , 也是“江津”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关键节点 。
钻进展厅 , 迎面可见一座东汉画像石棺 。
这是今年博物馆首次对外展出的“镇馆之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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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画像石棺
两年前 , 也是春天 , 一支考古队来到了江津区油溪镇盘古村二组 。
这只装备精良的队伍 , 来自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 。 他们此行的目的 , 是要对当地一座东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 。
发掘过程中 , 考古队员清理了两座砖室墓 , 其中标号为“M1”的砖室墓中出土画像石棺两座 , 属于重庆境内罕见的合葬画像石棺 。 据推断 , 该墓葬群应是东汉末期至蜀汉年间当地家族墓葬 。
今年1月 , 两座石棺首次与游人见面 。
在明净清透的灯光下 , 石棺盖及两侧绘制的精美画像清晰可见 。 简约粗犷的线条穿梭于石棺之上 , 寥寥数笔 , 便勾勒出鲟鱼、金蟾、游龙、金乌等神兽形象 , 以及东汉人喜好的跳圈、抛球、倒立等日常游戏 。
其中 ,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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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画像石棺
一座石棺一侧 , 有一幅车马出行的画面 。 画中 , 有一名骑手策马奔走 , 马身中部有一条呈“V”字形的条带 , 条带下系着一个圆环 。
不少专家看过后 , 认为这个装置很可能是马镫 。
作为中国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 马镫不仅改变了古代战争 , 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 目前 , 我国关于马镫的最早证据 , 来自湖南长沙一处西晋墓葬中出土的陶俑 。
也就是说 , 如果江津东汉石棺上描绘的装置是马镫 , 就很可能成为我国使用马镫的最早记录 , 并将马镫发明的历史前推百年以上 。分页标题
文物是逝去时代的侧影 。 透过石棺上简约练达的画像 , 现世的我们得以一窥两千年前巍巍强汉的气象 , 亦可追怀当年江津乃至重庆在那段宏大历史中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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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博物馆
江津最早作为独立行政区划出现的时间节点 , 正是汉朝 。
话说秦灭巴蜀后 , 在巴国故地置巴郡 , 江津归其治下 。 此后四百余年 , 江津始终没有独立建制 。
一直到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 , 朝廷在江津地域设乐城县 , 属巴郡 , 县衙治所位于龙门滩 。
至此 , 江津正式作为县级行政单位登上历史舞台 。
纵观东汉一朝 , 作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庄园经济发展迅猛 。 和全国一样 , 彼时的江津乃至整个川渝庄园遍地 。 至东汉末年 , 豪强地主侵吞土地 , 大量流民由此产生 , 曾经助推发展的庄园 , 如今却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病源” , 再加上宦官专权、外戚擅政等积弊 , 最终将巍巍强汉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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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博物馆展品
又过了数百年 , 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漫长分裂 , 隋朝一统天下 。
在中华文明即将点亮盛唐荣光的前夜 , “江津”作为一个正式的地理概念也隆重登场 。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 , 朝廷撤销七门郡 , 将原属七门郡管辖的江阳县转隶渝州 。
五年后 , 江阳县又改为江津县 。
从此 , “江津”之名就沿用至今 , 已历一千四百余年 。
……
千年时光辗转 , 而今徜徉在博物馆陈列的汉唐文物间 , 关于“江津”的缘起、沿革和传承 , 仍清晰可见 。
叁·两宋风骨
——在古老佛像法相庄严的脸上 , 在披甲执锐的武士坚毅的眉间 , 两宋的富庶与积弱、柔美与风骨 , 穿越缭绕的市井烟火和浩荡烽烟 , 如一阵清风拂面 。
赫赫大唐之后 , 便是灿灿两宋 。
要说两宋时期的江津 , 便不得不提到石佛寺 。
暂时离开博物馆 , 前往和江津城区隔江相对的长江北岸 。
钻进一处密林掩映的山坳 , 只觉赫然开朗——
眼前 , 有一片依山台地 。 台地上有一巨岩 , 层层叠叠的精美石刻如群星云聚 , 密布小山般的巨岩上 。
这里 , 就隐藏着江津最显赫的“两宋密码”——石佛寺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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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佛寺遗址环境照
据考 , 石佛寺与宋徽宗朝的宰相张商英有一定的关系 。
因为在《江津县重修石佛禅寺》摩崖题刻上 , 有“……英入相……商英罢相……”等字样 , 隐约记载了与张商英有关的蛛丝马迹;清代所著的《江津县志》中 , 也有石佛寺为张商英所修建的记录 。
不管是不是无尽居士张商英所建 , 石佛寺自诞生之日起便香火兴旺 。 近千年间 , 石佛寺历经纷乱而香火不断 , 一直到清末毁弃 。
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某一天 , 明朝工部尚书江渊回到老家江津 , 在石佛寺禅院内流连 , 并赋诗一首:
招提高耸与天邻 , 夕梵晨钟远近闻 。
出洞龙翻千嶂雨 , 上楼僧踏一梯云 。
巉岩古记何年刻 , 深院名香尽日焚 。
安得投间居此地 , 比林猿鹤想同群 。
悠悠数百年后 , 从江尚书的字里行间 , 尤可见昔日古刹庄严、香客连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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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佛寺遗址——前殿(南宋)
而今存世的石佛寺遗址 , 兼有唐末五代以至宋元明清不同时期遗存的大型寺庙建筑基址 。 蹊跷的是 , 其间保存最完好的 , 竟然是其中年代较早的宋代遗迹 。分页标题
作为我国南方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庙遗址之一 , 石佛寺宋朝基址由前殿、后堂、配殿、石窟建筑、佛塔等组成 , 清晰记载了当时寺庙的建筑布局 。
这样一座宝刹 , 为何崛起于偏居西南一隅的江津?
彼时的江津 , 区位虽“偏” , 地位却一点也不“辟” 。
因北方长城沿线领土尽失 , 宋朝始终重视对南方地区的经略 。 因此 , 宋代川渝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 文化缤纷繁荣 。
得益于大时代的契机 , 作为川东门户的江津 , 在航运交通、农业、酿酒等方面也逐渐成为两宋巴蜀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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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观音与飞天
随着物质生活丰富 , 彼时的江津人也开始追求精神寄托 , 于是兴建庙宇 , 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
石佛寺由此应运而生 。
如果说石佛寺寄托了宋代江津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 那么江津博物馆馆藏的武士石刻 , 便记录了灿灿两宋最后的慷慨悲歌 。
让我们回到江津博物馆 。
2015年 , 一座双室古墓惊现江津区白沙镇 。
考古工作者立即奔赴现场 , 发现这是一座南宋时期的双室石墓 , 距今已经700余年 。
这座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 , 其间雕刻有大量武士、仙人、童子、瑞兽、花草及建筑图案 。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 是那些披甲武士的石刻 。
如今 , 在江津区博物馆“大江要津”展厅内 , 也陈列有十件这一时期的武士像石刻 。
在展厅柔和的灯光下 , 安静地注视着这些七百多年前的甲士 , 任由目光掠过他们身上披挂的厚重的步人甲 , 以及他们手中紧握的阔剑、弓弩和战斧 , 你恍惚间会产生一种时空对话的错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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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像石刻
在甲士们或坚定或平静的目光中 , 时间隧道轰然开启 , 昔日历史教科书上枯燥无味的记载 , 就如电影般拂过眼前 。
话说两宋时期 , 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民生康乐 , 但军事上却始终疲软——如此“民富”而“国不强”的囧态 , 可谓是古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葩案例 。
然而 , 在南宋国祚将尽之际 , 在川渝连绵的群山间 , 疲软了二百多年的宋朝国防 , 却回光返照般迸发出炽热的光彩 。
南宋末年 , 蒙古崛起 。 大汗弯弓所向 , 被称作“上帝之鞭”的蒙古铁骑纵横欧亚 , 缔造了一个旷古未有的庞大帝国 。
在亚欧大陆东方 , 蒙古铁骑相继攻灭西辽、西夏、金等政权 , 随即如泰山压顶一般 , 对偏安一隅的南宋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
大厦将倾之际 , 南宋名将余玠等主战派将领依托川渝地区连绵的群山 , 建立了一系列山地要塞 , 形成了抵抗蒙古铁骑的山城防御体系 , 并成功坚守近四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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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持剑(左)、宋持斧女性武士像石刻
正是依托这个防御体系 , 南宋军队才得以在钓鱼城成功击毙蒙古大汗蒙哥 。
作为川东门户和航运重镇 , 江津也成为战争前沿 。
旷日持久的战事 , 让彼时的江津人对裹甲执锐习以为常 , 甚至不少女性也披挂上沉重的铁甲 , 站到了保家卫国的第一线 。
君不见 , 在全国已发现的宋代石刻中 , 女性甲士像可谓凤毛麟角 。 而江津区博物馆馆藏的武士石刻中 , 就有两件女性甲士象 。
由此可见 , 川渝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 , 想必是自古已然 。
肆·要津蝶变
——从富贵华丽的兽耳尊、蓝釉贴花六方山水瓷瓶 , 到晶莹剔透的水晶仙鹤 , 再到散布江津的古道遗址和古老城垣……从明清直到民国 , “大江要津”的光芒点亮了长江沿线 。 而江津 , 也在光芒中迎来了一场新生的蝶变 。分页标题
江津区博物馆内 , 陈列有四幅明清江津古城的平面图 。
四幅图皆出自明清古籍 , 分别描绘了从明万历年间到清光绪年间的江津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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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津古城平面图
按时间顺序端详地图 , 你就会发现:江津古城一直在生长——不仅城郭范围渐渐拓展 , 还渐次增设了女墙、壕沟以及炮台等防御设施 , 甚至增建武城作为卫城 。
这就意味着 , 明清时期的江津古城 , 其地位日益重要 。
明清二朝 , 川江航运兴旺、帆楫争流 , 川渝古道也人马喧嚣、商旅接踵 。 特别是清朝确定“川盐济楚”政策后 , 盐业运输勃兴 , 极大刺激了川江航运 。
作为川东门户 , 地控川江要津的江津 , 也逐步成为了川、黔、渝区域商贸发展的物资集散要地 , 被誉为“大江要津” 。
与此同时 , 深居十万大山的贵州商贩 , 也不断从川渝等地运进盐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 , 并将贵州的耕牛、桐油等输入川渝 。 一来一往之间 , 就形成了一条横贯川渝黔三地的商道 。
这就是“渝黔古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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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航运老照片
在这条南北走向的古道上 , 江津也成为货物集散及“水陆联运”的重镇 。
就这样 , 江津也发展成为川渝地区水陆交汇、联通四方的物流节点 。
从明清直到民国 , 往来穿梭的马帮、力夫和船工 , 或将古道的石板磨得发亮 , 或让川江航道始终喧嚣繁忙 。
往来客流物流的滋养 , 也让江津古城及其周边囤积了不菲的财富 。
“大江要津”展厅内 , 就存留着明清江津庄园经济的记忆——从造型饱满、色彩富贵的锦地开光彩绘兽耳尊 , 到色泽淡雅、做工却异常精美的青花瓷觚 , 再到工艺精纯、质地上佳的彩绘九龙瓷盘……这些来自清代民国时期的珍贵文物 , 无不述说着当年江津古城周边庄园遍野、经济繁荣的盛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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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觚
及至清末民初 ,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重庆的被迫开埠 , 也把江津裹挟进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浪潮 。
面对挑战 , 一大批仁人志士高举“实业救国”的大旗竞相奋起 , 涌现出“江津盐商第一人”邓石泉、四川盐业“江津帮”旗手邓蟾秋、“江津铸造业探路者”马季良、重庆市第一家玻璃厂创建者何鹿蒿等工商实业家 , 奋力助推民族工商业、教育业崛起 。
在众多仁人志士“实业救国”的同时 , 另一批江津人则踏上了另一条救亡图存的荆棘之路 。
1899年12月29日 , 江津县吴滩乡石院子(今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一户聂姓人家中 , 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 。
前来祝贺的人们并不知道 , 这个小男孩长大后 , 将成为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
他 , 就是聂荣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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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故居
1989年 , 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 , 聂荣臻故居完成修缮后对外开放 。
如今 ,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 , 聂荣臻故居年均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 , 成为江津弘扬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
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推动下 , 在无数江津儿女投身救亡图存的征途上 , “大江要津”也和她的祖国一起“蝶变”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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