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儿姑娘|“以诗言志,以诗续缘”,东晋“僧诗”是如何兴盛发展的?


文:水儿姑娘引言
开创了诗僧文化先河的是东晋的僧诗 , 其作为中国诗歌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文化形象 , 对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 纵观中国古代的诗歌文化史 , 东晋整体上并没有十分亮眼的地方 , 但它的某些局部却是独树一帜 , 值得探讨 。 其中就有玄言诗和僧诗 , 而这二者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主要内容就是东晋的僧诗 。 僧诗是什么
在了解僧诗之前 , 我们先来了解诗 。 何谓诗?古人云以诗言志 , 以诗续缘 。 而对僧诗的定义当下来说还是较为笼统 , 比较圆滑的通俗解释就是诗僧作的诗即为僧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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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首诗是否为僧诗 , 关键在于是否把偈、颂、铭、赞此类作品归类为诗 。 在这之前已经有文人关于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看法 , 除了古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 , 距离我们时代较近的黄侃、周振甫等也亦有自己的见解 。 除此之外 ,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诗僧在作诗时对诗歌的理解也十分重要 。
康僧渊作为东晋的有名僧人就有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理解 , 他认为文人作诗 , 乃是兴之所向 , 是心迹的自然流露 , 诗歌里面自然蕴含着作者的心愿 , 也就是“意迹之所寄也” 。 而他的这种关于诗歌的言论因为其身份的原因也对他人产生了影响 , 所以也不难可以得出当时大部分僧人写作乃是“意迹之所寄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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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参考的主要是逯钦立先生编辑校正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逯先生的这本书里 , 虽然“赞”、“颂”在形式上属于诗歌一类 , 却并未被收录 ,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中晋诗收录二十卷 , 而“赞诗”仅存33首 , 其中5首只是残迹 , 并不完整 。 接下来我们细说僧诗的发展 。 僧诗产生的原因
前文说到 , 东晋诗歌的两大特色 , 一是玄言二是僧诗 , 而僧诗的发展就与玄言诗有关 。 玄言诗发展至中期时 , 除了大量的玄理哲学蕴藏在诗内 , 也糅合了佛教的思想 , 当时玄言诗可谓“红极一时” , 参与创作的除了名人世家 , 一些僧人也加入其中 , 像支遁、慧远等 。
玄言诗是以庄子思想为核心 , 而大部分僧徒也都精通庄子的思想文化、参习佛教道文 , 诸如“相由心生”、“色即是空”之类玄理更是信手拈来 。
于是 , 在玄言诗玄学像佛学过渡这一时期 , 各僧徒们自然而然的加入到创作中 , 用诗歌来阐明所信奉的佛理 。 也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 东晋的僧诗便开始渐渐显露锋芒 , 且一直矗立在古代的诗坛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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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诗之所以称为僧诗 , 重点之一在于“僧” 。 东晋时期 , 佛教兴盛 , 佛教徒自然数量不在少数 , 当时的名僧数的出的就有赵佛图澄、鸠摩罗什、支遁等 。 当时的僧徒除了活跃在各种名流交际、清谈会中 , 也会游行取经 , 更会创作诗歌 , 这也让僧徒成为了创作者中的重要部分 。
此外 , 出家人讲究清净修行 , 他们往往在陋室或乡间偏僻一隅静默修行 , 与风月为伴 , 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都成了诗歌的素材 , 他们创作的诗歌不再拘泥于简单生硬的阐述而是去揭示佛理 , 把佛与自然结合 , 写自己内心所感 。
与此同时 , 僧人传教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诗歌来传播 , 这也是僧徒创作诗歌的原因之一 。 除了用诗歌传播佛学 , 僧徒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也有用诗以寄之 , 互相赠诗也是当时的高雅情趣 。 像康僧渊的《代答张君祖诗》、《又答张君祖诗》此类 。 总言之 , 僧诗的产生既是僧徒的心之所向 , 也是僧徒传播教理的一种必要方式 。 僧诗的特点 分页标题
僧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玄言诗演变而成 , 其在玄言诗的基础多了一些佛教的特点 , 因此玄言诗的诗派特点大多其实也就是僧诗的特点——玄言性和山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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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儿姑娘|“以诗言志,以诗续缘”,东晋“僧诗”是如何兴盛发展的?】什么是玄言诗?就是以阐述庄子思想及佛教思想的哲学诗 , 它盛行也没落与东晋时期 。 《诗品序》中评价玄言诗是“理过其辞 , 淡乎寡味” , 称其过于表面 , 情感不够真挚 , 也就是文学价值不高 。
虽然玄言诗风靡的时间较短 , 且文风常为后人诟病 , 但它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山水田园诗 , 作为僧诗的组成 , 它自然也影响着僧诗 。
当时在玄言诗中活跃的除了我们熟知的王、谢、桓、庾、许、孙、张这些名流 , 还有一些僧人圣徒亦有加入 , 许询、孙绰、支遁是其中较为出名的经典玄言诗诗人 。 在《世说新语》中有提及 , 佛教的盛行使得玄学和佛学逐渐糅合 , 这种拥有思辨性、超越性和顿悟性的玄佛诗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 。
在玄言诗发展的中期 , 因为吹起一股名流清谈玄理的风气 , 加之佛教在域内流行 , 所以谈论玄理宣扬佛教逐渐成为了潮流 , 更成了士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
这一现象的不足之处就是人们把目光过于集中在“谈论”而忽视了“创作” ,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时期座谈会多于创作 , 而即使是创作 , 也仅仅是对于原来的道理的另一阐述 , 原创值和新颖程度并不高 。
僧诗的特点多多少少也有这一特征 , 像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慧泽融无外 , 空同忘化情”、康僧渊的《代答张君祖》“舍本而逐末 , 悔吝生有情” 。 无不透露着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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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山水性 。 僧人多潇洒 , 游山玩水乃是家常便饭 , 亦或是在一处偏远宁静好景处静心修行 , 与自然合二为一 , 参习佛教 , 未免心生种种感概 , 于是提笔作之 , 乃僧诗一首 。 在自然中触景生情 , 写高山流水日月风雨 , 再到自身种种心灵感悟 , 自然是山水特性 , 豁达清旷 。
除了写山水感悟 , 僧徒们亦写佛教的感悟 , 用于宣扬、传播佛教 。 像鸠摩罗什的《十喻诗》 , 庐山诸沙弥之的《观化决疑诗》都是典型代表 。 僧诗的地位
和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相比较 , 东晋时期的诗歌其实较为单一 , 前期不必说 , 诗歌类型单一 , 而到了中期更是仍然是盘踞一方 。 当时佛学和玄学所推崇的“长于批评、品鉴 , 短于创作”“目击道存”的心灵体悟方式 , 这些在以后诗歌的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 文人们的这种创作审美品味限制了他们接受其他文学主题 , 如汉魏文学等 , 也限制了他们的创作 。 尽管在这一时期僧徒创作几乎被忽视 , 大家的目光也更愿意放在名流文士的玄言诗、山水诗上 , 不可否认的是像支遁、慧远这些有能力的名僧 , 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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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和慧远 , 一个是典型的玄言诗派 , 一个则是山水诗的开创者 , 他们周围的人也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在诗里面阐述自身的感悟 , 让诗歌并不全是干仄的玄理 。
且随着他们的影响范围扩大 , 逐渐形成了一种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僧徒开始和诗联系在一起 。 正如罗总强所言:士人与僧人诗文唱和 , 组成了中国士文化的重要部分 , 在后期甚至出现了诗僧 。
由此可以看出 , 在东晋时期僧徒对诗歌进行的种种创作 , 除了在发展诗歌过程中处于较高的地位 , 还对后来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