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属“文学的本质苦难的歌哭”？

方方日记因为不实的内容和传播谣言，加上作者永不认错的性格，已经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情绪从国内漫延到了国外。让方粉很是焦急，于是有一方粉情急之下，发一帖《文学的本质是苦难的歌哭，方方日记就是一种歌哭》，把方方日记归类为文学，再引用司马迁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硬生生把以上历史的占卜类的兵法的等著作，全部纳入在文学的“舒愤懑”属性中。“文学的本质是苦难的歌哭” ，这明显是指诗人、作家发自内心的文学创作，比如离骚和诗经，甚至包括《说难》、《孤愤》，但要把占卜、兵法、历史等著作列入“苦难的歌哭”则大谬。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没有什么“舒愤懑” ， ☰、☲只是一种爻象，孔子一生都有健康乐观向上的心态，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更是与个体性的“舒愤懑”无关。而司马迁列举上面的作品，无非是告诉任安，一个人在困厄的时候能够发愤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与“苦难的歌哭”的个体文学属性毫无关联。司马迁自己因为被肢体被残受辱，同样可以完成一项伟大事业，作成流传千古的《史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历史，它的文学属性是让今人读起来感觉文字优美。报任安书属于苦难的歌哭，史记是对历史的记录，显然方粉把两者混淆了。有人说文史不分家，其实文和史的表达方式几乎完全不同，搞文学创作，要尽情发挥想象力，铺陈渲染，而作史，要求尽量客观，中庸。在这方面韩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作文时汪洋恣肆，大气磅礴，词雅文畅，属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可一旦被选中修史，史界里文字准确而剔除煽情的要求，恰好让韩愈去长露短，导致韩愈修史的文字惨不忍睹。而方方，以创作小说起家，疫情期间躲在家里用“听说”而作纪实性质的日记，有文无质，如这一段：“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方方的情绪渲染得够多，确实也有了方粉所说的“歌哭”的味道，但因为只注重了渲染，忽略了事实，武汉从没有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的，方方的渲染，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只能是一种谣言。方粉把古人所有的文字全部列入“文学”的大范畴中。其实是把方方日记也偷偷塞入到大范畴的“文学”里，这样，方方的日记尽管有太多的不实内容和谣言，便可以隐而不论了。至于其它肉麻吹捧方方的文字，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