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研究|欧阳修与蔡襄朋党政治因素间接导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失败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年仅24岁的欧阳修（字永叔）考中进士，同一年，蔡襄（字君谟）也名列科甲。虽然该榜中不乏“宋初三先生”之称的宋代理学先驱人物石介及号称“铁面御史”的唐介等名士，但毫无疑问，欧阳修与蔡襄是该榜进士中名气最大、成就最为卓着的人物，欧阳修以文章为天下所宗，而蔡襄的书法则“独步当世” ，他们又是仁宗朝最杰出的政治家，故两人堪称该榜进士中之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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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画像
蔡襄，字君漠，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天圣八年进士。蔡襄是宋代着名的书法家，同年欧阳修称北宋中期以来蔡襄书法“独步当世” 。除了在书法方面称宗外，蔡襄在北宋政坛上也声名远播，自景祐中作《四贤一不肖》诗，到庆历新政中与欧阳修、王素、余靖等组成“庆历四谏” ，蔡襄以刚介敢言闻名于世，堪称有宋一代之名臣。蔡襄一生长期在家乡福建为官，多次守福、泉等州。守牧乡郡，多有善政，其中在庆历年间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上等建茶龙凤茶的基础上创制出堪称宋代茗品瑰宝的小团龙茶。欧阳修称小团龙茶价值黄金，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 ，足见其珍贵。蔡襄之文虽不能与欧阳修相媲美，然亦可观，欧阳修称其文“清道粹美” ，而南宋王十朋则称蔡襄文如其人，刚劲有力，蕴有一股浩然之气，将其与北宋古文大家欧阳修、尹洙、石介相提并论，称为“四君子” 。欧阳修与蔡襄堪称该榜进士之双杰，两人在日后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作为同年，欧阳修与蔡襄在政治立场、政治见解及从政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共性使得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为挚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坛朋伴。在仕宦生涯早期，二人共同追随北宋着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坚决支持他反对庸政及倡行革新的言行。欧、蔡始交于景祐党争，正式定交于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同为谏官的欧阳修与蔡襄分别出为地方官，欧阳修先后任职于河北路及滁、扬、颍等州。仁宗至和初入京，此后一直在京师为官。蔡襄于庆历四年(1044)出知福州，继为福建路转运使，后于皇祐中赴京就职于三司，而此时欧阳修尚在颍州丁母之忧。自庆历中到至和初欧阳修重返京师这十年中，欧、蔡天各一方，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交往，两人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的。至和元年(1054)五月，欧阳修复旧官赴阙，其制词正是时任知制诰的蔡襄所草，所行之辞对欧阳修大加称赏。此次京师相聚仅半岁，蔡襄便于次年三月以枢密直学士出知泉州。至嘉祐六年(1061)蔡襄入京任权三司使时，欧阳修已升任枢密副使，二人又一次共同在京为官，其关系比异日更见密切。治平二年(1060) ，蔡襄受英宗皇帝的猜忌，欧阳修屡上章为之辩而未果，蔡襄罢三司使，出知杭州，欧、蔡之间的直接交往至此结束。治平四年(1067)八月，蔡襄卒于家，欧阳修于京师遣使人闽致祭，并埋其铭。
纵观欧、蔡之交，往往离多聚少，诚如此，二人的交情并未因距离而淡化，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交谊更加笃厚。在长达三十余年的交游中，欧、蔡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关系，这种基于同年情谊之上的交游关系对北宋中期的朋党政治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共同参与发生于宋仁宗时期的景祐党争与庆历新政，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并肩参政外，欧、蔡私交甚笃，二人者一为文坛宗师，一为翰墨圣手，二人私交主要表现在论文评字方面。
下面以时间为主线，从官场与私交两方面来考察欧阳修与蔡襄的交游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1．欧阳修、蔡襄与景祐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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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蔡襄自及第后便各奔前程，欧阳修授西京留守推官，而蔡襄则调漳州军事判官，两人天各一方，很难有结交的机会。欧、蔡正式交往是在及第七年后的景祐三年(1036) ，正是发生于这一年的景祐朋党事件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契机。在此次党争中，欧阳修因为参与营救范仲淹、移书斥责高若讷而被贬为夷陵令，欧阳修贬官后，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激赏之。其所谓四贤者，即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不肖者高若讷是也。其诗赞欧阳修日：
欧阳秘阁官职卑，欲雪忠良无路岐。累幅长书快幽愤，一责司谏心无疑。人谓高君如挞市，出见缙绅无面皮。高君携书奏天子，游言容色仍怡怡。反谓范文谋疏阔，投彼南方诚为宜。永叔忤意窜西蜀，不免一中谗人机。 ……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已过扬当时。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
蔡襄在诗中对欧阳修仗义执言的精神大加称赏。
《四贤一不肖》诗一出，立即布于都下，传之塞外，欧阳修等数人名闻一时，蔡襄也因此而声名大噪，广受称誉，《宋史》襄本传载：“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 ”后人对蔡襄及此诗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南宋王十朋称：“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 ……君谟（之刚）则见于《四贤一不肖》诗。 ……文正鄱阳之贬，余、尹、欧既与之同罪矣；蔡公乃于四贤相继黜谪之后，形于歌诗而斥为不肖，羞其见缙绅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挞，则公之刚又可知也。 ”认为蔡襄人如其文，刚劲不回，而其刚劲之气，尽见于此诗。
《四贤一不肖》诗虽使蔡襄声播域外，名垂千古，然在当时朝廷严治朋党的形势下，却使他处于十分凶险的境地，史载：此诗一出，朝野一片哗然， “泗州通判陈恢寻上章，乞根究作诗者罪。左司谏韩琦劾恢越职希恩，宜重行贬黜，庶绝奸谀，不报，而襄事亦寝” 。患难见真情，经过这场风波后，原本没有什么交往的欧阳修与蔡襄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起来，自朋党事发到赴夷陵贬所期问，欧阳修与蔡襄及在京同年王拱辰、刁约等多次会饮，一为宣泄郁闷之情，二为饯欧阳修夷陵之行。据欧阳修《于役志》载：
景祐三年丙子岁，五月九日丙戌，希文（范仲淹）出知饶州。戊子（十一日），送希文，饮于祥源之东园。壬辰（十五日），安道（余靖）贬筠州。甲午（十七日），师鲁（尹洙）贬郢州。乙未（十八日），安道东行，不及送。余与君贶（王拱辰）追之，不克。还，过君谟（蔡襄）家，遂召穆之、公期、道滋、景纯（刁约）夜饮。丁酉（二十日）与损之送师鲁于固子桥西兴教寺，余留宿。明日（二十一日），道卿（叶清臣）、损之、公期、君贶、君谟、武平（胡宿）、源叔（王洙）、仲辉，皆来会饮，晚乃归。余贬夷陵。 ……庚子（二十三日），夜饮君贶家，会者公期、君谟、武平、秀才范镇。 ……辛丑（二十四日），舟次宋门。夜至公期家饮，会者君谟、君贶、景纯、穆之。 ……癸卯（二十六日），君贶、公期、道滋先来，登祥源东园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与君贶奕。已而，君谟来。景纯、穆之、武平、源叔、仲辉、损之、寿昌、天休（郑戬）、道卿，皆来会饮。君谟、景纯、穆之、寿昌遂留宿。明日（二十七日），子野（张先）始来。君贶、公期、道滋复来，子野还家，饮皆留宿。君谟作诗，道滋击方响，穆之弹琴。秀才韩杰居河上，亦来会宿。乙巳（二十八日），晨兴，与宿者别。分页标题
据上述，自景祐三年五月十一日为范仲淹饯行于“祥源之东园”时起，与范、尹、余、欧等交好之在京士大夫之间就开始频繁聚会，为相继贬官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送行。在十多次聚饮活动中，明确提到有欧阳修、蔡襄同时参加者多达六次，十八日欧阳修与王拱辰送余靖不及， “过君谟家”夜饮，同饮者还有同年刁约；二十日欧阳修等送尹洙于固子桥西兴教寺，留宿于寺中，次日， “君贶、君谟……皆来会饮，晚乃归” 。是日欧阳修贬夷陵之命下。据此可知，在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之前，欧、蔡之间已经有过接交。欧阳修谪令下后，欧、蔡等人的聚会更加频繁，二十三日王拱辰家会、二十四日晚薛公期家会、二十六日祥源东园之会、二十七日欧阳修家会及二十八日之送行会蔡襄均有参加。如此频繁的聚会，充分反映了此时欧阳修与蔡襄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了。除蔡襄外，与欧阳修多次会饮并为其饯行的还有同年王拱辰与刁约。另外，参加此次聚会活动的还有尹洙、余靖的同年叶清臣、胡宿、王洙、郑戬、张先等，他们虽未站出来为同年辩解，却通过频频参加聚会的行动来表明其同情同年的立场，这正是同年关系对朋党政治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此次京师会饮给欧阳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景祐三年冬赴夷陵的途中给内弟薛公期的信中称：“每忆君谟家会，颇如梦中。未知相见何时，惟自爱而已。 ”“君谟家会”当指上述之十八日晚于蔡襄家的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除了欧、蔡外还有薛公期及同年刁约。
朋党事件后的京师会饮是欧阳修与蔡襄正式交往的开始，从此两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英宗治平末蔡襄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欧、蔡的积极介入与高调树党，导致这场普通的政治事件被升级为朋党运动，并开启了北宋历史上的朋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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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次党争的中心人物范仲淹与吕夷简及直接向皇帝上书营救范的余靖、尹洙等人对党争的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正是欧阳修与蔡襄的参与，使得党争扩大化，而他们参与党争的方式也对后来的党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次党争中，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为参与营救范仲淹、移书斥责谏官高若讷而被贬为夷陵令，他在信中严厉地批评了没有主动营救范仲淹的高若讷，称余靖、尹洙均因上书被贬官，而“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欧阳修贬官后，时在京师的同年蔡襄激于义愤，作《四贤一不肖》诗以激赏之。蔡襄除了在诗中赞赏欧阳修等人外，还对高若讷大加挞伐，直斥其为不肖小人。
【家谱研究|欧阳修与蔡襄朋党政治因素间接导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因为高若讷没有替范仲淹说话而写信加以责挞，蔡襄则直接将其斥为“小人” ，这是典型的党同伐异的行为。身为谏官的高若讷虽然没有替范仲淹说话且对范颇有微词，但在欧阳修责难他之前，也并未公开攻击过范仲淹。再者，作为谏官，高若讷并没有替范仲淹说话的义务，是否替范出头，只是个人的立场问题，应与人品无关。而欧、蔡将政治立场与个人品格混为一谈，以君子自居，把持不同立场的高若讷斥为小人，将缺乏客观标准的君子、小人论引入党争中来，对北宋后期那种以不同立场为标准划分君子、小人，以君子、小人划分党派的党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公开标榜范仲淹等四人为君子，并对他们的朋比行为大加激赏，故他对君子有党论的阐释要早于欧阳修的《朋党沦》，而其对肇始于北宋中期的朋党论实有开启之功。关于这一点，蔡襄的同年田况说得很明白，他说：欧阳修被贬后，同年生蔡襄作《四贤诗》以激赏之， “人到于今讽诵且笑之。然‘朋党’之说兆于兹矣” 。 2.欧阳修、蔡襄与庆历新政分页标题
仁宗庆历三年(1043) ，凭着早年勇于言事的经历及已居相位的师座晏殊的荐引，欧阳修与蔡襄相继被任命为谏官，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稍后发生的由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 。在新政中，欧、蔡恪守谏职，言事无所顾避，在政治上坚决拥护新政，为范仲淹等人顺利上台执政及新政的及时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故他们虽然不是新政的直接领导者，却是积极的参与者。新政的推行固然离不开欧、蔡等人的支持，而欧、蔡矫枉过正、公开朋比的行事方式也是导致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欧阳修、蔡襄及他们的同年孙甫、石介等沿袭了在“景祐党争”中以政治立场划分君子、小人的风气，将吕夷简、夏竦等人斥为奸邪，加以无情地批判，从而将一大批士大夫推向改革的对立面。同时，欧阳修、蔡襄等又公开宣扬君子有党论，加上政敌对他们朋比行为的攻击，使对朋党素所忌惮的仁宗对范仲淹等改革派人士失去了信心。这样，上失宠于皇帝，下孤立于群僚的改革派所领导的新政运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当然，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欧、蔡等人自外于他人、自结为党的行为无疑是其重要的方面。在新政期间，欧、蔡在政治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可谓是亦步亦趋，这当然与他们此前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分不开，而共同的立场及近距离的交往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交谊，这一点从新政后期晏殊罢相事件中可窥一斑。同任言责，共维新政
仁宗庆历三年(1043) ，主政多年的宰相吕夷简以病老自请罢相。吕夷简当政后期，因循守旧，保位固宠，对内压制范仲淹等主张改革的中下级官员，对外一味地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使北宋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内忧外患之下，年轻的仁宗皇帝被迫采取措施，更张政事，在吕夷简罢相后，即任命亲改革派的晏殊为相，之后又起用在“景祐朋党”中支持范仲淹的余靖、欧阳修等为谏官，从人事方面为政治革新做准备。是年三月，分别任命王素、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 “时陕右师老兵顿，京东、西盗起，吕夷简既罢相，上遂欲更张天下弊事，故增谏官员，首命素等为之” 。欧阳修等人擢为谏官，时任馆阁校勘的蔡襄以同道得志，颇为振奋，遂作诗以贺。《宋史》本传载：“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 ”蔡襄的贺诗很快就被欧阳修等人上呈仁宗，在三人的大力荐举下，蔡襄也被委以谏职。辽，当时舆论对四人同除谏官评价甚高，如司马光称：庆历初，欧阳修、余靖、王素及蔡襄俱为涑官，时议“号为一棚鹘” 。
欧阳修与蔡襄自任谏官起，便以言责自任，言事无所顾避。曾巩在庆历五年(1045)《上欧蔡书》中称：“昨者天子赫然独见于万世之表，既更两府，复引二公为谏官。见所条下及四方人所传道，知二公在上左右，为上论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小大无所隐，不为锱铢计惜，以避怨忌毁骂谗构之患。窃又奋起，以谓从古以来，有言责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详悃至，议论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正如曾巩所言，从外交到内政，从制度更张到人事任免，欧、蔡几乎无所不言。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与蔡襄共同净谏议论之事大致有如下几件：
其一，弹劾吕夷简，为新政的实施肃清阻力。
吕夷简虽于庆历三年三月就已罢相，但作为元老大臣，仁宗对其恩宠有加，罢相后，仁宗令夷简商量军国大事，并令两府大臣前往夷简家商议国事。这样一来，吕夷简名义上罢相，实际上中书大权仍操于其手，对朝廷的改革增加了阻力，对此，身为谏官的欧阳修与蔡襄齐心协力，指斥夷简当国时的种种庸政，请求仁宗罢去吕夷简商量军国大事之权，令其彻底致休。是年四月，蔡襄请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他说：“伏见前宰臣吕夷简被病以来，两府大臣三次诣夷简家议事；及守司徒罢相之后，朝廷有旨令，商量军国大事。 ……两府大臣辅陛下而治天下者，今乃并笏受事于夷简之门，里巷之人指点窃笑。 ”在章奏中，蔡襄历数夷简二十年之所为，论其“七罪” ，称夷简不忠不才，强烈请求仁宗罢其商量军国大事。蔡襄弹章上，仁宗罢夷简商量军国大事，特加其太尉衔以致仕，蔡襄以为赐予人过，同年九月，又上章请降其秩。：蔡襄弹章上闻不久，欧阳修便连上二章弹劾吕夷简，其内容与蔡襄所奏几同。庆历三年九月，欧阳修上《论吕夷简札子》，其论守太尉致仕为非，他说：“臣昨日伏睹外廷宣制，吕夷简守太尉致仕。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堕，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 ……陛下不负夷简，夷简上负朝廷” 。力请仁宗收回成命。是月，欧阳修风闻已经致仕的吕夷简暗中奏事于朝廷，于是再上章劾之，要求凡“夷简所人文字，伏乞明赐止绝” 。分页标题
正是在蔡襄、欧阳修累章弹劾之下，吕夷简才彻底退出政坛，为正在进行的新政清除了阻力。
其二，欧、蔡强烈请求仁宗擢用范仲淹、韩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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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画像
在斥退吕夷简的同时，欧阳修、蔡襄连章论荐范仲淹、韩琦，请处之中枢，委以大任。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与韩琦以枢密副使召自西北军中，二人赴京后，仁宗委以常务，未见大用，于是欧阳修、蔡襄相继上疏，请用范、韩。欧阳修疏称：“自二人到阙以来，只是逐日与两府随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外有机宜大处置事，并未闻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赐召对，从容访问。 ……伏望陛下于无事之时，出御便殿，特召琦等从容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 ”五月，蔡襄亦上章请大用韩琦、范仲淹，在奏折中，蔡襄不仅请求大用韩、范，而且请用而不疑，久其任以使成大功。庆历三年五月，蔡襄上疏请罢参知政事王举正，用仲淹代之，他蜕：“切见参知政事王举正，材能最下，久忝大用，柔懦缄默，无补于时，天下之人指目。 ……乞移仲淹参知政事，其举正伏乞退罢，以叶公议” 。同年七月，蔡襄再上章请罢王举正，用仲淹为参政。同月，欧阳修亦有《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予》上达仁宗皇帝，其所请与蔡襄无异。他说：“臣伏见朝廷擢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万口欢呼，皆谓陛下得人矣。然韩琦禀性忠鲠，遇事不避，若在枢府，必能举职……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请）移仲淹于中书，使得参预大政。况今参知政事王举正，最好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避贤路。 ”在欧阳修、蔡襄极力荐举之下，庆历三年七月，诏罢王举正参知政事，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代之。正是在欧阳修、蔡襄等齐心协力、共同保举之下，范仲淹才得以进入权力中枢，从而主持着名的“庆历新政” 。
其三、坚决反对与西夏屈辱通和。
庆历三年七月，西夏遣使来议和，凡请岁币、贸易、称号等十一事。西夏元吴自称“兀卒” ，欲称男而不为臣，宋廷议论纷纷，宰臣晏殊主和，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反对通和，尤以名分之事不可草草。欧阳修、蔡襄屡章论之。欧阳修连上《论乞廷》义元吴通和事状》《论元吴来人不可令朝臣管伴札子》《乞用韩琦范仲淹》，《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卷28 ，第255贞。《乞罢工举正用范仲淹》，《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卷27 ，第248页。《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子》《论元吴不可称吾祖札子《论西贼议和利害状》等奏状，极论不可屈己通和。蔡襄亦连上《乞不与两贼通和》《乞不听议者许两贼不臣事》《乞不许两贼称吾祖》等奏，反对通和。欧、蔡在通和之议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认为西夏求和是假，牟取暴利、保存实力是真，凶而认为不和利大、和则患多，请朝廷不可养虎为患。强烈反对西夏不臣请和的行为，认为元吴自称“吾祖” ，有辱国体，不可接受。鉴于通和并不能真正解决争端，他们要求积极备战，反对轻率通和，对急于通和之人加以弹劾：如庆历i年八月，翰林侍读学士杨偕上疏称连年出师，围力不济，请许与西夏通和，欧阳修、蔡襄累章动之。杨偕不自安，求外任，遂出知越州。
欧、蔡以谏职处朝廷，相互扶持，所论多同，此举其大略者也。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到立场如一，言出必同，欧、蔡间密切的私交关系与政治上的默契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直言论事，欧、蔡等获仁宗嘉奖，庆历三年九月，诏“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之日：‘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 ” 分页标题
上面对欧阳修与蔡襄在新政期间的活动做了论述，可以看出，他们是新政的忠实拥护者，没有他们的支持，范仲淹不会那么顺利地进入中书，新政也不会顺利施行。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欧、蔡既是新政的功臣，同样也是导致新政失败的重要因素。
新政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王拱辰之流的反对，欧、蔡等人矫枉过正而广树政敌、相互朋比又高调论党的言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导致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祁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