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刀：社会三力及体制优势

【老刀三谈方方日记 3 】对方方日记引发的种种争论及撕裂，不应驼鸟式地回避。应在方方日记对国人进行了这次精神现状大体检后，就民主、普世价值、国家意识及治理观念进行一次艰难的文化调校，基调不在责罚个人，而在说理明心，这也是一种管理上的大格局。民主与集权现在或可大方谈——社会三力及体制优势武汉老刀为何方方日记会引发这样大的社会撕裂？除了上文所说的境外出书导致“倒方與论大转向”、触发了“爱国”与一些公知嘴里的“普世”观念大交锋，其实还涉及背后更深层次的国人政治文化取向、国家治理观念的不同——这是一个早已存在，但近年多在回避的话题。在我看来，它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国人的精神力量现状亟待增强；二是大家对国家治理制度力量的期盼。有一点认识可能较为统一，即对目前国人总体道德水平、精神信仰、互助容让“大滑落”的不满。对这一点简单讲主要源于两次打击，一是“五四运动”虽然引进了科学、民主观念，但对传统文化的强力切割动摇了千百年来的信仰根须；二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两派争斗，埋下了族群对立、各不相让的种子。对此以后发文专门探讨，暂不展开。本人重点想谈的是第二点，大家对国家治理也就是制度力量的期盼——政治的实质是一种社会运营能力。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政治行为及规则优次、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集权与分权（民主）则是它绕不开的母题。集权好还是分权治理更好，客观讲各有利弊。民主体制因其容纳众意的特性，决策讲程序，功效不算高得犯大错的机率小。集权高效，但若决策失误难以纠错。近百年来，国家治理虽然出现了苏联早期、纳粹时期经济与国力增涨超乎寻常的高效，但是人们还是普遍对集权制抱有警惕。自东欧剧变后，集权制甚至成了拿不上台面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这次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让我国一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因之现在比较一下民主与集权的长短，很有必要。本人长期醉心于社会结构探研，自然认为民主体制更为优化，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定会有不同于他国的亮点。但是进程不可一蹴而就，最佳的途径可能是以一代或两代政治精英“以集权推行民主” 。理由有三：一、不论民主还是集权体制均不可能有充分民主自从有国家治理，就有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但就是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也不可能有充分的民主。梳理历史，不难发现，东方民族以集权为主。所以《韩非子·物权》中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为东方政治运行的基质。希腊城邦虽早重众议，但柏拉图的“哲学王”及西方的君权神授论，容纳民主时也一直在强调集中。就是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另两位是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涂尔干），虽然不排拒民主，但他强调的是精英民主——认为直接民主在实践中不具操作性，因为民众意见不统一，参与社会重大事务会带来低效率。民众没有相应的才能，理应由对政治有兴趣且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韦伯对西方现代政治学发展影响颇大有关国家的定义：国家是“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实体，就很能说明问题。最早对政治文化分类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人物阿尔蒙德认为，公民适度参与政治有利于保持政府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平衡，但过度的公民参与反而不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他主张公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示威来对政治精英形成政治压力。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及约翰逊、卡特政府高级幕僚的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需要节制，民主不足和民主过剩皆不可取，要义在于走向民主的平衡。他曾举例：如果一所大学任命教师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这可能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大学，但不会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民主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 。美国立国时的三权分立共和制，国父们的政体设计某种程度讲有防止民主的意味，颇受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通史》的影响。波里比阿相信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就在于混合政体更优越，因为最初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随着强力人物的出现将建立君主政治，但君主制（monarchy）难以预防暴君统治（tyranny）；暴君被城邦中优秀的公民推翻从而出现了贵族政治，但贵族制（aristocracy）易于堕落为寡头治理（oligarchy）；少数人操控民众的寡头政治被大众推翻后建立了民主政治，但民主制（democracy）容易滑向暴民政治（ochlocracy），于是新的循环重新开始。美国被学术界称为新罗马共和国，实际讲的就是其政体接近罗马的共和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分页标题

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被认为他不民主的议政者刺死，享年56岁。恺撒死后，其甥孙及养子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开创罗马帝国并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眼下特朗普政府抗击新冠疫情表现极差，虽然不少政治家及学者指出“战胜病毒得先打败特朗普” ，但因议会民主制“代议”带来的不民主（四年内难以民主），大家只能望洋兴叹。二、目前不具备大力推行民主制的政治文化土壤一定的政体，适应相应的文化土壤。且不说美国在阿拉伯多年横移美式民主折戟沉沙，就是韩国、台湾的民主，亦政治效能不高， “议员”动辄上演的打斗对骂，在西方政治活动中是罕见的。回到神州大地，从这次方方日记引发的观念对立看，如果实行民主，会吵成怎样，是不难预料的。也正因为有了这次对国民精神面貌的CT式大扫描，老刀说目前不具备大力推行民主制的政治文化土壤，大家的接受度可能要高一些。社会成员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情感、对公共权威及国际竞争的态度等等，可以不同，但是如此对立，较为少见。所以我说“发现社会大撕裂” ，是方方日记另一收获。因为知病可以调理可以医治，可怕的是对自身康健状态模糊不清、带病上阵。

本人家族群里的对立。

本人工作群里的撕裂。这也是促使我写“老刀三谈方方日记”系列文章的原由，因为知道裂痕后重要的是修复。还得多少年的滋养，我们的政治文化才可能与民主体制匹配？疫情期间与几们朋友电话讨论方方日记呈现出的社会大撕裂，最乐观的朋友说可能还得80年，有的希望150或200年能有大的改观。蒋经国在台湾执政16年，台湾人均收入从400增至6000美元， 1984年后他加速推动民主改革，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 1987年7月15日，持续了38年56天，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蒋经国信心满满地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台湾）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结果如何？且不说目前台湾式的民主效率不高，就是那些获得他推行民主恩惠的人，又是如何对待蒋氏父子的？让人心寒的结果也在于台湾尚不具备民主制的文化土壤。2009年4月蒋经国百年诞辰纪念时，马英九发表一篇缅怀文章《薪火相传任重道远》：1987年12月25日，经国先生去世前19天，他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活动。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致词完毕，当他坐着轮椅离开时，我看到他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所表现的涵义，让我当时非常震撼，也非常不舍，至今难忘。 ……事后想来，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回想起来，我至今仍感心中难安。蒋经国的政治改革，曾为不少人称道，但是台湾经济与民生改善的“显力期”却定格在了他的专制期，这应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三、民主建设的关键在增强制度力量与制度意识客观讲，民主制在亚洲较为成功的也有两个国家，一是日本，另一个是新加坡（虽然不少学者说其基质不民主）。特别是新加坡，虽然国家很小，国之三力态的面积也不算大，却呈几近等边的三角形结构，从国土面积及资源角度讲，其将三角形的边长（物质力量为底边、精神力量为左腰边、制度力量为右腰边）营造得接近等边，三力态的面积与稳定态近乎最大值——一定边长条件下等边三角形面积最大，结构最稳。分页标题

日本与新加坡的成功有一共同点，均为强力输入。日本系战败后由美国占领军强行给予，麦克阿瑟作用甚巨，新加坡的总设计师则为“开国元首”李光耀。两地之所以成功，细分析与三大因素相关：1、两地均为“从属型政治文化+初期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体” 。总体上民众对政治有一定的参与欲求，却没有自己可以改变现状的自信，比较服从政府决策。2、民众纪律性较强，总体文化程度较高。3、民族自信心与国家认同感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曾对政治文化掀起过一次研讨热潮，讨论的主要议题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如何在政治文化上继承和变革，创造新的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本人1988年底参与“十年改革全国征文”活动， 20多岁的我豪情满怀，提出的论文就是以“三力说”论及当时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加强制度力量与制度意识。 30年一晃而过，但是我仍坚持当年的看法：“三力说”是本人1986年醉心于“社会结构论”研究时提出的一个宏观考察社会发展状况的方法：宏阔地看，社会主要是依靠三大力量支撑运行的，即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制度力量。三力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社会整体迈进的保证，也是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是否优化的标尺。最佳的社会发展状态是三力大体相等，这似于数学中等边三角形面积最大、结构最稳的公理。人类社会这个以物质力量为底边（基础）的三角形结构，某一边过长或过短都会影响三角形的面积和稳定态，当某边或长或短到一定值，三角形的面积和支撑力小到临界点，便会出现社会震荡，甚至政权崩溃。具体情况大致为：物质力量太弱会出现物质短缺的经济危机，物质力量太强而精神力量和制度力量不能同步发展，则会使物质主义盛行；精神力量太弱会导致道德伦丧、人欲横流，精神力量太强而物质、制度力量过弱则容易出现抑物轻人的宗教化倾向和唯意志论；制度力量太弱会造成专制独裁或暴民政治（过度无序的民主），制度力量的边长过长，而物质、精神力量的边长过短则会使社会的应变力迟缓，政治功能下降。纵观中外改革历史，不外乎在加强或减抑某边长，以调整三角形的面积和稳定态。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强调要进行“三大文明建设” ，即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层缘由。 ”

社会三力与“三元论”的对应及企业三力示意图。

以上六图，应可知“三力说”与“三元论”的大貎。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同步发展好精神力量和制度力量，否则，我们的改革成果会更大，改革“阵痛”则会更小。而改革的突破口正是要加强制度力量与精神力量边长，因为较之物质边长，这两边过短（参见示意图）。从改革的成效看， “从属型政治文化+初期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体”较具内力。这种政治文化不仅多与集权体制拥抱，也的确出现过不少高效的集权国家，前提是决策正确。如苏联早期的发展速度，希特勒执政初期的失业率从33%下降为1.3%、国民经济与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及废除一战的战败条约、收回失去的领土……值得警醒的是，集权体制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制度力量在强力领袖出现后容易弱化——这是此类政治文化大家提及很多、尤其要警惕的一点。而另一点所说不多：这类文化类型较易出现暴民政治。方方日记初期的“众人叫好”和在境外出书后的“众人声讨”就是暴民倾向的生动一例。西方政治学家对此较一致的预防案是，得在多数人权威与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使得多数人不可能真正有能力伤害到少数人。相对于一般不懂法律的民众而言，法官更加熟悉法律程序、法律规则，卢梭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说的不仅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也是对社会运行规则（制度力量）尊重的问题。人因为有弱点，所以离不开制度。这次，我们看到了官方对方方日记虽然也有删封，但较之他人要宽容得多。这是一种管理者的进步，也是一种管理的自信。在我看来，对方方日记引发的种种争论及撕裂，不应驼鸟式地回避。应在方方日记对国人进行了这次精神现状大体检后，就民主、普世价值、国家意识及治理观念进行一次艰难的文化调校，基调不在责罚个人，而在说理明心，这也是一种社会管理上的大格局。分页标题

毛泽东主席是20世纪最著名的“超凡魅力领袖” ，与其共事的领导班子也灿若群星。 政治学上的“超凡魅力领袖” ，达极致者具有如下特征：除了具备巨大的世俗政治权力，还有统慑人心的宗教化力量，因而最具社会推动力。这类领袖有三大特点：与现状差别很大的治国理想、创造革新的人格力量、可感可信的政治成果。因其对国对民贡献巨大大，民众给予了无限信赖。超凡魅力领袖不可能产生于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如美国、英国）、也不可能产生于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蒙昧型政治文化中（如墨西哥及太平洋诸岛国）。事实上细数百年来的“超凡魅力领袖” ，都来自“从属型政治文化+初期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的社会土壤中。如中国的毛泽东、苏联的斯大林、新加坡的李光耀。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新加坡的模式不民主，但它对制度力量的尊重与和谐、均衡的发展事实，是一种不得不重视的存在。而对制度力量的尊重与民众制度意识的培养，就是民主社会基质。“超凡魅力领袖”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决策正确，其有推动历史车轮跃进的伟力；若决策错误，也有使历史车轮倒转的魔力。这也是“从属型政治文化+初期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社会扬长祛短尤要重视制度力量的关键所在。

1989年本人参加武汉市首届新闻研讨班学习，结业论文就是以“三力说”探讨新闻生产。时任武汉科技报总编辑的陈江鹏先生对我说：此法新颖，若可找寻到相应的哲学依据，就有向体系化发展的潜质。为此我又进行了8年的研探，提出了“三元论” 。除了底边对应物质，左腰对应精神，我将右腰的制度边长上升到“元”的高度，称为“知识”（物态化的文化与文明，也即规则和规律的固态化），是为“三元”——世界是由三种存在构成的，即物质存在、精神存在、知识存在。我曾问一位学生，其正读的课本归于哪种存在？其先说物质，后觉得不对，补称精神，马上又觉得不妥，颇是为难。我曰其既是物质又是精神，书本是一种人类对大千世界规律规则认识后的物态化固定，也即人类文化文明的一部分，我称“知识存在” 。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我认为就在于知识世界（知识存在）。动物也有大脑和意识，其与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仅能自识身传感性知觉和认识经验，而不能将其化为物态化的书本、磁盘等知识载体。所以，动物的知识世界（规则、规律边长）永难支撑起来。因此说，若哪一天地球又遭到一次毁灭性的灾难，只要图书馆在，人类文明便可接力发展；若哪一天人类的整个知识积累也被毁灭了，人类文明的重现又将经过漫长的数千年探索、积累。这也是知识经济尤为重要的原因。31年后，这次疫情封城期间，我在网上遇上了陈江鹏这位当年提点本人的一字之师，告诉他我的方法论“三力说”有了本体论“三元论”为基础。他颇为感慨——

2020年4月4日，本人在网上遇到陈江鹏先生，感谢他31年前对“三力说”得有哲学基础的提点。 2002年本人再次细化“三力说” ，对制度边长的缺失，进行了历史探源：为何我们会出现制度边长过短的窘状？细究之，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制度力量一向是我们国度的弱势边长。这与千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以精神代制度的良好愿望不无关系（辅君教民，倡导德治），与道家的“无为”主张，佛教消极的“命由天定”来世说也有关联，加之民族心理中的泛宗教化倾向，虽不崇拜天国之神但转而崇拜现实之人——皇帝、高官、父兄、丈夫等，制度的权威可说一直未与我们社会紧密拥抱。对制度力量的漠视和不尊重，实为影响我们民族稳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历史上推行严规峻律的法家时时失宠结局悲惨，现实中法治社会唾弃的逾规轻矩者也常与能人划上等号。分页标题

2002年本人在《怎么让企业健康发展——三力说与三力链》一文中以三株公司、秦池公司为例，解析企业经营之道。保健品巨头三株公司如日中天时，因夸大疗效其形象边长一直较短；秦池酒则是靠广告砸出来的知名度，形象边长过长，而从四川大购基酒+食用酒精+纯净水的“质量力”边长一直太短，形成了岌岌可危的钝角三角形结构，因之其轰然倒下，没什么奇怪的。

2002年，本人再一次细化“三力说” 。 制度力量是人类知识、规则边长在社会管理上的具体化，经数千年的人类探索，民主政治是一种重公意、较高效、少犯错的社会运行模式。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但民主制的代议（选举）与分权、意见表达，更能保证社会高效运转。民主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契约和分权系统价值覌越来越被当代社会普遍接受，但其过度分权引发的低效，近年也引发了普遍的反思。我国多年来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也正是呼应这一社会潮流。其党内民主建设，同样离不开决策制度力量与党员制度意识的增强。其也呈一个代议选举合理（底边）、意见表达畅通、分权制约有效的“三力结构” ，理应尽量三边等长。

民主三力态示意图因之，通过一代甚至二代人的努力，有意识地强化我国的制度边长及我民的制度意识，是补历史缺失的一课，必将对振兴中华，产生巨大的支撑、推动作用！如果能倾心协调好社会三力均衡发展，正处“从属型政治文化+初期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体”当下中国，理论上讲会有飞速发展。这次抗击新冠疫情显示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中国担当，不仅为世人折服，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挽回了声誉。这种体制优势，理应大声谈。如何制度创新，将这种体制优势发挥到极致，并避免现有各种民主体制的低效率，也是学者们应大力探讨的课题。这里本人只是抛砖引玉，以期各位行家能重视、探研。每每回看一张张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照片，总是让人心潮难平。

中国抗疫的成绩显著，离不开体制优势。这次疫情，引发了各国对全球化进程、民主及集权体制的反思。分页标题法国《观点》周刊网站4月16日刊登对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专访。福山分析了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及未来可能对西方国家产生的影响，挑剔的他肯定了中国的成就，认为这场疫情表明需要强力政府。福山认为，在疫情暴发前全球化就已经达到了一些极限，去全球化肯定会发生，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但是把所有生产都龟缩回本土、实现自给自足也是很愚蠢的想法。 “在欧美这样的社会，才更加会出现民粹主义政权或民粹潮流。我认为，这些民粹主义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的终结’的另外一个佐证，因为民粹主义者在重复已经走向衰落的原有想法——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谈及美国的抗疫教训，福山强调：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一直坚持我们不能信任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在其当选前，这位自恋而无知的演员就让我们很担心，而这次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就是一个真正的试验。他根本没有能力塑造我们克服危机所需要的团结和信心。如果他今年11月真的能再次当选，美国人就真的有大问题了。如果别的人能够当选，我们就会把这个教训铭记在心。结合福山的老师、美国“幽灵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一些观点，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有传播力的知识分子，真得细细梳理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的复杂关系，不要人云亦云，否则真可能给人“少知缺识”之感。并可从中窥见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原由” 。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对经济全球化主导的世界模式提出了疑问：除了少数受过高度教育的精英，几乎不存在任何一种普世文明的证据。以美国与中国为例，他们彼此可能非常容易地相联系，但并不意味他们可能彼此赞同。亨廷顿写道：在我来看，冷战后新冲突的基本来源，主要不是来自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而是文化。在全球事务中，民族国家仍将是强力演员,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后，亨廷顿提醒，决不意味古老的因领土引起的战斗会消失。他认为：自由主义者通过普世价值使世界联合起来的设想，注定要流产；冷战结束意味着将出现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世界，则完全是一种有害的想法。1996年, 亨廷顿对那篇论文进行了扩充，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指出，在哲学上，苏联比接替它的东正教俄国更接近西方。他提醒：与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存在已久的斗争相比，冷战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事件。中世纪，穆斯林军队从西班牙推进到法兰西，从巴尔干长驱直入到维也纳城下。现在，非军事的庞大人口进军，正在欧洲进行。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不容易接受其他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一个看待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范式和框架。 他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是保守的。认为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亨廷顿指出，国际贸易可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进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协议的措辞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而美国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日本则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或者不执行协议。于是一切照旧进行。与中国的冲突也大体如此。在该书中，亨廷顿系统强调了他的“文明冲突论” 。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摒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 “西方人眼中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让人吃惊的是，亨廷顿的这些分析与提醒，在“911事件”发生之前。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及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内战、“伊斯兰国IS”、叙利亚战争等暴力冲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国家近年民粹势力兴起、欧洲穆斯林移民争端、中美贸易纠纷和中东乱局等“现在进行时”事件。让人们见识理性的政治分析，何等重要。相关链接：怎么让企业健康发展——三力说与三力链https://zhuanlan.zhihu.com/p/119972066【老刀三谈方方日记之1】：方方日记的三大贡献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3712107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75773819.html【老刀三谈方方日记之2】：方方的增魅与减魅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3716393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07306783015100https://zhuanlan.zhihu.com/p/142701223——武汉老刀2020年5月5日草于武昌积玉桥， 5月16日定稿（正文约9000字）【武汉老刀职业：传播；职称：高级编辑；政治面貌：群众】·读刀帖听音乐·分页标题近时刀帖将配上一些年轻创唱人的作品，他们多为80、90后，歌好声强，创作力澎湃，理应推介分享。 理想三旬（唐映枫作词、陈鸿宇作曲、演唱）https://music.163.com/song?id=31445772&userid=270340384[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