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40年后，金一南将军这样评价林彪！林彪与彭德怀相较

林彪与彭德怀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
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

文章图片
林彪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
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在台下听。
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
“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 ”
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 。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 ，具体用何种形式， “主要的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 。
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 ， “这是军委最大的” ， “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 ，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 “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 ……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
“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
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分页标题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
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了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耒阳被一举攻克。

文章图片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
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上面这九条。
“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
“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
“化冒险性为创造性”；
“要勇于穷追”、
“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
“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
语言简练、生动，有力度、有气势、有特色。
当然，若以为以上九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但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人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 “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 ，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和少数机关人员。
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分页标题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
敌人进人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则还未起床。枪声一响，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毛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
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那毕竟不是一个凭借关系上升的年代。一切成就，都需来自战争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没有人明确讲，做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红军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战将，哪一个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翻档案找谈话搞民意测验选出来的？
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是战场上生与死、胜与败的选择。
林彪同样如此。正是这些挫折使他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兴趣与爱好钻研军事。
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录》和张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
红军打下龙岩后缴获的国民党政府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林彪不但自己看，还选了一部分刻蜡板印发给大家看；最后干脆把干部集合起来，自任连长，带领大家实际操演。
江西、闽西的红土地和茂密的山岭，成为这位日后百万大军统帅实践运动战的最好场所。
伏击、奔袭、迂回、包抄、穿插、分割、围点打援、猛打猛冲猛追……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的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哪个德高望重元勋的阻挠，不用动辄讨论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那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画出了这样的图画。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他非凡的野战才华。
林彪的野战精髓归结为两个字：运动。他指挥的部队以运动神速、善于奔袭、飘忽不定为特点。运动是其指挥艺术的核心之所在。林彪忌固守，尤忌双方重兵相向的固守。这一点使他与彭德怀区别很大。
伏击，特别是出其不意的伏击，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运动的结果；他的战机，几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他指挥的部队的行军速度，接敌速度，扩张战果的追击速度，在红军中首屈一指。
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学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 。
美国采访人员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分页标题
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黄埔军校从第四期起，按考生的成绩分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步兵科第一团是军官团，第二团是预备军官团。林彪恰恰被分在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第二团里。
蒋介石知道他的黄埔学生中出了共产党人李之龙、陈赓、蒋先云、王尔琢、黄公略、左权、刘畴西、许继慎、周士第、赵自选、宣侠父、余洒度；
但直到1930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他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一些并非恶意的玩笑。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几个后来颇负盛名的人物，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二团里：
第二连有一个面孔文静（毕业照片上甚至还戴了副眼镜）、爱好历史的陕西学生——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
第三连有一个面孔同样文静、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生——后来的红军王牌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人。
卷面作答，沙盘作业，操场演练，他的成绩并不惊人。 “军校之鹰”、校长“宠儿”之类的词，比他更合适的人比比皆是。
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
但他日后真正的军事造诣，则几乎全部来自红土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
研究观察那段历史时，这一点必须明确：林彪不是黄埔军校的产物，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物；他不是军校的宠儿，而是革命战争实践的宠儿。
以他黄埔四期的资历、孤僻倔强的性格，若在国民党军中，恐怕一辈子升到军长都难。在红军中这一职务他二十四岁就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给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实战场所，终于得以施展他在卷面上难以施展的野战才华。
这位黄埔四期生在红土地上与他的校长蒋介石、教育长何应钦、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战术教官刘峙、第四期炮科大队长陈诚、学员队区队长蒋鼎文，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斗。
胡宗南、李默庵、杜聿明、郑洞国、陈明仁……这些黄埔一期学生，也先后在各个战场成为林彪这个黄埔四期后进的对手。
最终，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1948年底，被林彪打败的杜聿明从辽沈战场跑到北京对傅作义大叹：关外共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皆非关内共军所能比；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一年之内将丧失天下。
蒋介石麾下这位四面堵漏的“救火队长”发出这样的感叹，确属国民党方面对林彪的由衷赞叹。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他对战争不能不说是相当刻苦、相当独到的琢磨与钻研。当他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优秀的军队统帅。
军事钻研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是其当时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离开了这一面，也不成其为林彪。
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
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
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的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十九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八十三岁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端：“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
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分页标题
【[林彪]40年后，金一南将军这样评价林彪！】“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 ，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此后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王尔琢若不牺牲，最低也能评上元帅，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九一三”了。
可惜历史的一个最遗憾之处，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最终却只进行选择。选择从另一面看，便是淘汰。于是，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遗憾地悄然出局。
再于是，历史把主角分配给了一开始便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的林彪。
本文摘自金一南《心胜》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