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从李学勤先生身上学到的 | 戴燕 |清华简|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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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戴燕
认识李学勤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李先生博学多识，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好像天上地下、古往今来，就没有不知道的。我们那时候年轻，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听他说东道西。我记得有一次闲聊天，听他讲起他的藏书。他说因为地方不大，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家里始终都保持8个书柜，并不增加。我们去昌运宫他的家里看过，确实如此。可是那时候，已经有不知多少人多少出版社给他送书，我们都见过他“淘汰”书。后来他回到清华大学，还是经常叫学生把他家里多余的书，一车一车，运到历史系或者汉学研究所。平常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作为学者，李先生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非常节制，非常有理性，但是他不“贪书”这一点，仍然让我印象很深，我觉得这也证明他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者。不知道这跟他大学读的就是清华是不是有关系。他研究古代，并且那样博学，他本人却一点不像传统的文史学者，要有环堵皆书的条件、要说自己学富五车，他是有意识，当然也有能力，将古代知识转化为现代学术的。他关于古代的学问，都真正是他自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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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李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国际汉学研究所。葛兆光当时代表清华与李先生合作，作为家属，因此也有机会更多地见到李先生，听到他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也听过他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谈话。 2006年，我还为李先生做过一次访谈。
在这一段时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国外汉学的重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学术界，他大概算是最早提倡对国外汉学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一位最有力的推动者。 1996年他就主编出版了《国外汉学著作提要》，同时主持过一系列国外汉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而他的视野，又不是仅仅局限在国外汉学，对于很多国家的古代历史，他也非常关心。我总是觉得，虽然他从事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那需要经过极为严格的专业训练，同时拥有相当的知识素养，但实际上，他还具有比较史的眼光。记得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反复说道，他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文明史的对照之下，写出一本中国的古代文明史。他说，这当然要有多语言的准备，可是，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被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他外出旅行时，经常都要带一本英文书，往往是侦探小说，这样来保持他的英语不要被忘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先生总是处在学术界最前端，一而再再而三地领风气之先，我以为跟他的这种眼界和心胸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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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书法选编》李学勤主编
最近10来年，我们到上海以后，越来越少见到李先生，因为知道他太忙，也不愿意去惊扰他。有一次，我在刘国忠老师的陪同下，参观清华简，转到文北楼那个并不大的研究室，刘老师指着一个案子说：这就是李先生平时带我们释读清华简的地方。我听说，李先生一直是手把手地带领他的团队，整理和解读清华简，对于迄今发表的释文，也包括与清华简相关的其他文章，他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改定。我听到很多人感慨他是这样的“事必躬亲” ，甚至惊讶他有这样的作风。而我想，他在学问上有这种亲力亲为的习惯，正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纯粹的学者。在有清华简以前，大家都知道，李先生已经担任过很高的学术行政职务，也做过很多重要的学术组织工作，可是直到晚年，他的兴趣依然是在学术本身、在清华简，他对于学术研究也依然保持着巨大热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我以为这是他作为学者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分页标题
李先生在中国古代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堪称典范，可惜我并不懂他的专业。但是作为一个古典文献及古代文学的研究者，非常幸运的是，我能在刚刚步入学术大门不久，就认识了李先生，几十年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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