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传奇 | 清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之比较乾隆|康熙|帝王

编者按
清代的明朝史观在康熙、乾隆二朝是两个重要时期。两位皇帝都在修史上都强调客观公正的态度，但评价却截然不同。康熙朝基本持肯定态度，重点突出明代帝王的功绩而淡化其缺点；乾隆朝则对其持贬低态度，夸大其失误与不足而淡化其政绩。其中的原因跟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个人气度、所处时代背景、当时的政治关系有密切关系。本文主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康、乾二朝明史观的不同进行了比较；第二部分对康、乾二朝史观区别的根源做出分析。
作者简介
王传奇，历史学博士，时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59-162页。
提要：康、乾二朝是清代明史观形成的两个重要时期。虽然二帝都强调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编纂明代史书，但对明史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总的来说，康熙朝对明史基本持肯定态度，重点突出明代帝王的功绩而淡化其缺点；乾隆朝则对其持贬低态度，夸大其失误与不足而淡化其政绩。之所以如此，与两位帝王的气度和两朝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康熙；乾隆；明史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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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史观的形成过程中，清康、乾二朝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建国伊始，清朝即关注纂修前代正史。康熙四年（1665），设立明史馆组织相关工作，十八年（1679）开始纂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完成，前后延续了60余年；乾隆朝则在《明史》完成的次月（四年八月）即着手编纂纲目体的《明通鉴纲目》（又名《明史纲目》、《明鉴纲目》），至乾隆十一年（1746）完成，前后历经7年，后又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以大量篇幅评价明代帝王和政治。
在上述三书的编纂过程中，康熙、乾隆都多次以谕旨的形式，要求史臣在编写、评价明史时须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如康熙训诫道：“史书……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詖之失，可以传信后世……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一道，流于偏私矣。”唯恐史臣因站在本朝立场上任意贬低前代，并对明史馆中存在的“执己见者”、“据传闻者”、“用稗史者”等不参考信史而“任意妄作”的行为提出批评；乾隆亦声称在评价明史之际当“必公必平”、“必严必谨” ，以免“有恧于心而贻来世之讥” 。故亦要求史臣在评价明代帝王和政治时当注意。虽然从表面上看，二帝对评价明史的态度都主张公允，但他们对明史的具体评价则截然相反，而这种区别，直接影响了两朝的明史观。
一、康熙、乾隆两朝明史观之比较
康熙、乾隆对明史态度之区别，在他们对明代帝王的评价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批阅初步完成的数卷明史本纪、列传，针对书中对“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的做法，提出此后编纂《明史》的基本原则：“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收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尽殚尽。”认为明代帝王于其事业已经“各尽殚尽” ，不当过分批评，相反应该给予褒扬。十余年后他再次强调道：“有明二百余年，其风流善政，诚不可枚举。”再次主张对明史当持肯定态度。在康熙的示意下，《明史》各本纪在评价明代帝王时，虽然亦认为有明一代帝王“可称者”除太祖、成祖而外，余者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但在具体评价之际，除了光宗即位一月而亡无可评论，神宗朝聚集了“君臣否隔”、“门户纷然”、“邪党滋蔓”等弊政，故为明亡缘由聚集之朝，以及熹宗朝昏庸无能、乏善可陈，故对三人予以批评外，对余者皆持褒扬态度，即使有瑕者亦从其他角度竭力为之辩护。如赞因削藩而导致靖难之役的惠帝，称其“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赞信用太监王振而导致土木之变的英宗，称其“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弊政。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赞宪宗，虽然亦承认其信用太监汪直，但亦称赞其“……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恢恢有人君之度矣……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 。此外，对诸如武宗、世宗、思宗等对明社稷有功有过甚至是过大于功的帝王，《明史》本纪各赞也都按照突出功绩、淡化过错的原则对他们进行赞扬。分页标题
《明史》各本纪之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无疑与康熙“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也”的原则有直接关系。与此相同，乾隆本人的明史观亦直接决定了其朝文人对待明史的态度。
在乾隆谕旨下编纂的《明通鉴纲目》及其自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明代部分中，乾隆一反康熙时期对明史和明代君王的宽容，呈现出极端的批评甚至是贬低态度，几乎对明代十六位君王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贬低，在淡化明代君王政绩的同时，突出其弊政。
如以最受康熙推崇的明太祖为例，康熙朝专称其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 ，功绩为秦汉以来所罕见，对其屠杀功臣等有亏帝德的行为避而不谈。而乾隆则恰好相反，于其功劳毫无称赞，反而专称其政治弊端，如批评其恢复封建的短视，认为此举乃“师古而不知度今，务名而以致害实”、“泥古好名” ，以致于“不知慎始虑终，轻于授受，祸患自贻” ，不能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而大肆分封，最终导致宗室相残，并由此对其囿于古论、传位于惠帝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神器当择贤而畀” ，太祖受前人定论和本朝大臣的“立嫡”之论影响，不传位于贤而传位于皇长孙，最终导致“他日骨肉之衅” ，太祖实当负主要责任；此外还对太祖朝为恢复文人的武勇精神，对其在洪武六年谕令国子监生当习骑马射箭的作法，乾隆亦认为此举“不过虚文相尚耳” ，未尝真正付诸实践。
除明太祖外，对康熙时期亦受称赞的明代功过并存的帝王，乾隆批评得更是不遗余力。如被《明史》赞为“无甚弊政……盛德之事可法后世”的英宗，因其给予太监王振批红大权，使宦寺凌驾于朝廷重臣之上，遂开后世宦官干政弊端的做法，被批评为“失德处不可枚举……岂足诩为盛德哉？”全面推翻康熙朝的定论，不仅未称其德政，反而认为其朝尽为“失德”之政，毫无可取之处；此外被《明史》赞为对社稷“再造之绩良云伟矣”的景帝，也因立己子为太子而被乾隆批评为“恋位失德” ，等等。乾隆的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本朝及清中后期的明史观，此后文人在评价明人及明史时，大多对之采取贬斥的态度，如纪昀评明人吴瑞登《绳武编》，即称“明自太祖开创之初，已多过举。成祖篡立，虐焰横煽。英宗以下，亦暇多瑜少。至世宗、穆宗，善政不及十之一，稗政逾于十之九矣” 。几乎全盘否定了明代的帝王及其政治，又如评价张瑄《南征录》，称“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 ，评价陈邦科《片玉集》，称“明至万历以后……国是纷拏，迄于乱亡而未已” ，皆以否定明事为己任。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康熙、乾隆二帝都声称要以绝对客观公正之态度来评价明史，但他们的具体评价则截然相反。相对而言，康熙朝更倾向于站在明代帝王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突出其政绩，即便有失德之处也试图通过夸大其优点来进行美化；乾隆则以批评、贬低的眼光来看待明代帝王，绝少赞美其政绩，对其弊政则有所夸大。二帝的不同做法，与他们自身的气度和时代背景有着直接关系。
二、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区别之根源
导致康、乾二朝明史观冲突的原因众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二者的气度和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
首先是二帝气度的区别。有清一朝，立朝之初即面临一特殊问题，即如何消除自身的“夷狄”形象，实现自身在中原统治的合法化。为解决这个问题，清初诸位帝王都进行了不懈努力，而康、乾二帝则无疑是最成功者。康熙首先借“皇极”之辨，提出皇帝当“亦君亦师”的主张，主张借助学术手段，通过将皇帝自身塑造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尤其是理学文化的正统继承人和最终解释者的做法，平息汉族地主和平民的反抗情绪，接受其统治，从而实现满族统治的合法化。康熙的这种做法在其本朝就已经卓有成效，以帝王观念为天下文人观念的意识开始形成和普及，如王新命为熊赐履《学统》作《序》道：“圣天子……内圣外王……不亦学统而兼治统也哉！”黄宗羲《与徐乾学书》亦称之为“圣主” ，是朱熹以后五百年来学术第一人。康熙的这种做法，为雍正、乾隆所继承，经过数十年努力，至乾隆时期，帝王的学术好尚基本成为天下文人的取舍， “乾隆攻驳朱子，于是朝野士人向风披靡，以攻朱子为能事，像《四库全书》动辄揶揄理学、戴震申斥理之杀人、凌廷堪‘以礼代理’等，攻朱子一时成为时尚” ，帝王观念已经完全统治了天下文人的思维。分页标题
这种学术风气作用于史学，即形成了以帝王评价为天下人共同评价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康、乾二帝对明史的不同态度遂决定了本朝文人对明史的评价。
虽然康、乾二帝都是有清一朝的明君，但其为君气度则有本质区别。以帝王与国民的关系问题的相关议论为例，康熙显得更加雍容大度，曰：“大君一身为天下表率，凡纲常伦理事物言动之间，必由乎大中至正，极尽其当然之道，立臣民之标准，使天下可法之则，此所谓‘建其有极’也。”主张帝王于天下之人，当“亦君亦师” ，为君者首先当严格要求自己，为天下臣民树立榜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一方面要求自身行为贯彻儒家尤其是理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对任意菲薄前人的做法，认为“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 ，反对以一己之见而任意批评古人，故“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 ，能站在一开明、公正的立场之上。
与之相反，乾隆则显得局促。他虽然也坚持帝王“君师合一”的身份，但其具体实现方式则有所改变， “康熙……先在自身做工夫，以身作则，政教之原全系帝主的道德，而不是外在的帝势。而乾隆……侧重点完全外移” ，主张加强自身的权威地位及天下人对其的无条件服从，为此不惜贬低前人。为强化自身权威，乾隆自即位伊始就有意向天下文人灌输此种意识，如乾隆五年（1740）八月，其亲自宣讲《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时，称：“一物有一物之中，一事有一事之中，若不择之审而行之至，则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且以舜以一己为天下之“中”遂使天下大治为例，侧重发挥人君于政治和天下臣民的权威性；又如他为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殿试所作制文，开头便言：“董仲舒言‘以一贯三为王’ ，谓王者父天母地，中立人极，呼吸感通，为至近也。”将自己塑造成“至近”于天地，且代其牧守天下的代言人。为了更迅速地将自己变成“独一人” ，乾隆以国家权力强制推行他的这种思想，而这种转变更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康、乾二帝对“皇极”二字的不同理解：康熙将二字解释为“为皇之标准” ，即皇帝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以“极”为主；而乾隆则将二字解释为“皇帝（权）至高无上” ，以“皇”为主，称天下“气理”的形成，必须“总一元为之枢纽” ，首先有一绝对权威之人为天下首脑，如此方能“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乾隆时已经过分强调自身思想于天下人的权威，再加上此时天下已经平定，民间的反清势力已经消沉，故为宣扬本朝权威，更重要的是作为明朝的灭亡者，说明清兴明亡乃“是非开创者欲究我兵威，而实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的结果，就更加需要贬低明朝的所有事功。
其次，康、乾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是形成两朝不同明史观的重要因素。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康熙曾多次提出所修之书关系甚大，须“使后人心服乃佳” ，认为史书尤其是前代史书的编纂，须使天下人心悦诚服。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康熙自身气度外，也与清朝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
清朝建立后，前朝遗民希图为明复仇者不乏其人，故康熙时期的反清势力在民间仍有相当影响，如南方的天地会、复社在民间的反抗活动、台湾有郑成功残余势力、西南地区以吴三桂为首的汉族藩王反叛等，皆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再加上清初在征服中原过程中因滥杀政策引发的民族矛盾，故康熙中期以前，清朝的统治仍未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抚民心，消除民间的反抗心理，就有必要通过借助修史手段，一方面宣告前朝已经灭亡、本朝正式继承正统，另一方面为明末君臣正名，表明对其尊崇的态度，从而达到缓解民族矛盾的目的，这点从康熙年间多次促请明朝遗民万斯同主持修撰《明史》、并允许其在坚持不署衔、不受俸的（即承认其明代遗民的身份）前提下前后修撰《明史》19年并以其书为官史定稿的表现即可看出。因此，康熙所说的希望使之“心服”者，绝不局限于他所说的后来之人，实际上也包括其时的汉族。分页标题
与之相比，乾隆时期的局势则要好得多。经过康熙朝的励精图治，能够威胁清朝统治的民间反抗势力已经消亡殆尽，尤其是曾极大困扰清朝的“反清复明”思想，也随着康熙朝的清明统治和时间的延续而逐渐消亡，全国已经普遍接受满族统治的现实；而文人思想也经过文字狱、八股取士、考据学术的洗礼而逐渐定型，成为新朝的顺民，清朝的统治已经安定。尤其是随着帝王“君师合一”地位的最终形成，帝王思想已经成为天下的共同思想，几乎不再有人敢于对帝王言论提出怀疑，这些情况使因贬低前朝而引发民族矛盾的可能性基本消失，新朝此时需要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进一步加强皇权的神圣性以及说明明朝灭亡的必然性，在这种背景下，突出前朝皇帝的昏庸无能及其政治黑暗的做法，无疑更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
第三，康乾二帝对明史的不同评价，亦与清朝的某些政治现实有关。清承明制，许多制度都与明朝有类似之处，但在某些问题上又与明制有很大区别，之所以如此，除为“推崇清朝‘功德’”、“提高清代王朝政权的权威” ，故不得不刻意贬低明朝帝王政绩外，还受到清朝政治中某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如言官弹劾制度，康熙曾对明代制定的这种言官任意弹劾而不受反坐的规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制度是造成明代士气堕落、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称其“借端生事，倾害扰乱，深足害政” 。康熙的这种做法为后代帝王批评前代制度开创了先例，雍、乾继位以后，随着本朝新问题的出现，自然会仿照先人，站在本朝立场上批评前代。如以传位制度为例，明朝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故明太祖在太子朱标夭亡时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而未传位给年龄和事功都明显占优势的明成祖朱棣。在《御批通鉴辑览》中，乾隆称太祖此举为“泥古” ，故应对靖难之役负首责，不仅如此，他还对依靠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明成祖朱棣表示支持，称“神器当择贤而畀” ，之所以如此，与清康、雍、乾三朝王位继承方式有直接关系。雍、乾二帝都是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入承大统。康熙亲政之初亦曾仿明制，于康熙十四年（1675）立胤礽为太子，希望借此以重万年之统、系四海之心，但30余年后以其有擅权、朋党、弑君、不悌等罪废之，其后又发生皇长子胤禔谋夺、皇八子胤禩结党、复立胤礽旋即废黜等事，使康熙认识到册立皇太子制度绝非善策，遂终生不复议立太子。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雍正在“上不豫”、“大渐”的情况下以康熙四子的身份在数日内登基，而乾隆亦是以皇四子的身份继承大统。为自身及其父亲继位的合法性辩护，故乾隆竭力反对嫡长子继承制，称“神器当择贤而畀” ，认为国家大权传承当首先考虑才能兼备者而不当仅以年龄为依据；除此之外，清朝在限制内阁权力等方面的限制，亦是有鉴于明代政治的弊端，为加强皇权、防止本朝出现类似的问题而设。故为证明本朝在这些制度方面改革的正确性，亦必然会站在本朝的立场上，对前朝帝王行为和政治制度进行批评。
信息采集：孙中奇
媒体编辑：雷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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