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由士入僧作僧诗，看社会变革的乱世之中文人志士的选择诗僧|社会|佛教

导语：佛教自汉朝开始传入当时的中国，在动荡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与中国的本土教派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渐渐本土化，在唐代因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而达到了鼎盛。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成为逐渐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慧能法师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疑物，何处染尘埃。"人们耳熟能详；弘一法师的"涵容以待人，恬淡以处世"为人们指点迷津；仓央嘉措"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爱情感动了无数人，佛家、佛语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带有佛意的诗文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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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一、什么是诗僧
唐朝时期社会开放、诗歌繁荣，这是诗的最好年代，禅宗也在这是兴盛。唐朝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被人们成为诗佛，他的山水田园诗中蕴含了独特的禅学思想。而在佛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类僧人，他们除了创作诗歌、偈颂外，偶尔还会创作僧文或者僧词，他们被称作是诗僧。"偈颂"与诗歌不同，前者言简意赅、语言质朴，其内容主要是宣扬佛法、阐述佛教的教义、表达僧人对人生、世界的理解。诗僧是指身穿袈裟的诗人，是创作诗歌的僧人。
因为明末清初独特的社会背景，这时的诗僧除了是僧人、诗人外，还有独特的政治内涵，他们是明朝遗民，是抗清斗士。明末清初时，诗僧规模庞大，地域分布不平衡，绝大部分诗僧来自我国东南的浙江、江苏、湖南等省，整体来看是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因为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战争不断，中原的政治中心向东南下移。从北宋到南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南方的经济领先北方，南方繁荣的经济也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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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僧二、明清之际诗僧规模壮大的原因
明朝万历年间后，禅风日盛，出现封建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到了明末，诗僧的人数增多、规模壮大，究其原因大致有有以下五点：
1、动荡的时局
在中国历史上，明末清初是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不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是冲突不断、矛盾重重。
明末社会党争不断、民不聊生、边陲不稳，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有政治理想的士大夫们纷纷上奏，请求整肃吏治、严惩贪官、弹劾阉党等等措施，但是因这些措施危害到当权者的利益，这些肺腑之言不仅得不到采纳，进言献谏的人也遭到贬谪或刑罚，最后导致不少士大夫心灰意冷，有的成为隐士，有的遁入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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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战争
在这一时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成为抗清志士，在强烈民族意识的驱使下奋起反抗，与满清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文人毕竟不像武将一样可以上阵为国杀敌，在尖刀与铁骑的镇压下，面对破碎的山河、易主的国家，不出仕是文人士大夫最后的抵抗。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当时士大夫们或隐居或入佛的心灵写照。在盛世、治世入朝为官为国尽忠，在末世、乱世就选择隐匿于世、遁入空门，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对国家和君王的忠心、保全自己的气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明末这种社会动荡时期，不少士大夫们落发为僧，在青灯古佛的陪伴下了却余生。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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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古佛
2、禅宗的兴盛
佛家主张"净心自悟，顿悟成佛" 。要遁入空门首先需要杜绝妄念，断绝尘俗，然后心有所悟，能够看破红尘、不喜不悲，顿悟成佛，参破世道，拥有大智慧。
诗僧归根到底还是僧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禅学。佛教发源于印度，我们可以看到至今印度还有苦行僧，但是在中国却很少见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苦行僧。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儒学化，那种历经千万劫难的苦行主义因被儒家思想排斥、被社会文化拒绝而被否定，最后出现了禅宗。禅宗认为自身顿悟是成佛的途径，讲究"一念悟时，众生是佛" ，人与佛、真与俗的距离消失殆尽，这与儒家强调的穿衣吃饭皆人伦天理一脉相承，道不远人，道存在于天地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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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学
3、"心学"的风行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王门弟子"们也到处办学院并广泛传播王阳明的思想，所以明中叶以后， "心学"影响深远。王阳明深受禅学影响，在"心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他拜访过禅学的五十余处寺院。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心即理"意思是心就是理，心外不存在理，这一思想来源于禅学思想。唐代大照禅师曾说"心是道，心是理" ，佛教义理也曾指出性是指心的本性，心外不存在的道理和事物。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只是被人们自身的欲望和坏习惯所蒙蔽和掩盖，而为了达到"致良知" ，人们需要放弃坏习惯和欲望，使自己的心不受蒙蔽。这与佛家主张的人人都具有佛性，只是被无明遮盖是一样的道理。"知行合一"是指先得有所认知才能采取行动，认知是行动的前提，行动是认知的实现手段，这也与佛家内容相似。
王阳明的"心学"是站在儒家的角度去阐释佛家教义，所以儒学是表象，禅学是实在，也正是因为"心学"假托儒学来发展禅学，这是心学能被接受并流传广泛深远的原因。"心学"引起士大夫的兴趣，对他们的逃禅产生推动作用。心学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弘扬了人性。否认了外在的规范来管辖人心、禁锢人的欲望，具有反传统、反宗教的色彩。晚明的思想家们更多的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为在"心学"的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并且注重与现实生活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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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4、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
明清之际诗僧的产生与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和君臣伦理关系分不开。中原地区比周围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更早的进入文明的成熟阶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华夏中心"的意识， "内中华，外夷秋" ，将"夷戎蛮狄"视为异类，华夷有别的思想根深地固。
当清军入关后，不少士大夫从思想文化上不能接受自己被外族统治，认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在封建君主专制社会中，君王是天子，是臣父，是一国之父、天下共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关系位于一切关系上，忠君思想几乎融于人们的文化基因中。三纲五常规定了古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国家与社会相互交融，古人近则身家，远则天下，国与家密不可分。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将士大夫们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忠于君主就是忠于国家。所以当国家消亡后，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在忠君爱国的思想影响下，纷纷投入到抗清斗争中，为君主和国家奔走呼号，至死不渝。在抗清事业失败后，这些知识分子有的选择殉国，有的选择隐居，有的选择游历，也有人选择入佛。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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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报国
5、诗僧与士大夫的交游
在东晋就开始出现诗僧与士大夫交游的现象；到唐宋年间，士大夫为佛经作经、为禅师语序作序成为一种风尚；因为明末清初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内心的故国之思使得诗僧在背负着"忠孝"的历史使命的前提下与贰臣、隐士们进行交往。
明末清初时期的贰臣指先是"明臣"后做"清官"的士大夫，在贰臣当中有的人是心甘情愿，有的人是迫于时势。古代士大夫和僧人之间的交往是在双方品质、才学的基础上进行的，交往内容主要有谈名理、切磋诗文、信奉佛理，这些，而明清之际诗僧和士大夫的交往除了人格魅力的吸引外还有帮助士大夫解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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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
明末清初时期的诗僧希望通过与贰臣的交游，帮助他们摆脱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诗僧以"忠孝"为切入点写诗，行事得到了士人的普遍认同。遗民诗僧苍雪与吴梅村的关系密切，前者是出世的诗僧，后者是入世的士人。苍雪忠于前明、恪守民族气节，但是梅村不得已选择屈节、成为新朝的顺民，成为"两截子人" 。相似的人格追求和情感倾向成就了他们的友谊，在明清之际个人身世和家国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都想恪守誓不与清廷合作的节士品格，但是梅村被迫入世，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内心凄凉悲苦，在痛苦中度过了余生。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隐士，这些人通过隐居来表明志气，并且在暗中进行抗清活动。弘储和尚是明末东南遗民社会的领袖，当崇祯皇帝殉国后，这些遗民志选择消极的遁世，为了保全气节而逃入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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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与诗僧三、明清之际诗僧的发展及后世评价
1、与儒学、佛禅的对话与沟通
诗僧在明清之际亦僧亦儒，明末僧人们主动介入世俗社会，佛教出世思想与儒家经世之学相互磨合、相互补充。明末文人士大夫寻求精神解脱选择入佛，他们之前一直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所以遁入空门后使得佛门内儒风盛行，他们行事既体现了儒家的积极出世又有释家的圆融超脱，儒释融合，禅净双修。
禅宗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他追求心境淡远，在大自然使人感受或领悟瞬刻永恒。禅宗提倡将心境幻化为自然，寻求自然合一的心态，向往平淡无忧、清幽安寂的境界。诗僧们创作诗歌，以禅入诗，作品中禅学意味浓厚。诗僧们写诗时注重以山林作为题材，多描写山居生活、借亲近自然来阐释佛法精神。禅宗偏于"悟道" ，思索人生解脱，以山水为载体阐述佛家义理，达到禅意和诗意的交融，使得意向哲理化，僧人们在参禅学佛中欣赏大自然的闲适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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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
2、后世评价
【『社会』由士入僧作僧诗，看社会变革的乱世之中文人志士的选择】文人写诗讲究对语言进行推敲、反复斟酌，但僧诗中语言通俗拘谨，佛语运用较多；僧诗的选材几乎全部面向自然，一方面丰富和开拓了山水诗领域，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题材过于狭窄集中，内容单一，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的，而僧诗缺乏的就是多样的社会生活内容；最后僧诗的意境太过清寂且感情枯寂，缺乏人世间的烟火气。上述这些被后人戏称是缺少"蔬笋气" 。分页标题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明清之际僧诗的评价也是如此，上文的无"蔬笋气"主要是从批评的角度看待僧诗，而"烟霞气"则是以赞许的眼光看待这一阶段的僧诗。"烟霞气"赞赏的是诗僧特有的清寂之气，诗风气势豪放，诗语清新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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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诗
结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碰撞，渐趋本土化，与儒家、道家思想相互吸收借鉴，共同塑造社会文化。明末清初正处于改朝换代的时期，面对异族入侵，在华夷有别观念的影响下，明末报国无门又不想做贰臣的文人士大夫们或逃禅、或隐居，以此表明自己忠于前明决心。这些诗僧们饱读诗书、乐于交游且恪守民族气节，儒释兼修，通晓佛理又多具深情创作诗歌，将宗教转化为审美，以诗诠禅，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笔“僧诗”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明清之际诗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