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学军中学胡姓校友书

答学军中学胡姓校友书。答学军中学胡姓校友书金新
某启：昨日蒙你百忙之中发来电邮：“在校友群里看了您《由“胖子烧饼”风头盖过“学军60年校庆”想到的》一文，并由此找到您的凤凰博客，又看了您《我们今天该如何校庆——写在学军中学60年校庆日前夕》《从都市快报的生存法则看学.军记忆》《“流芳”与“遗臭” ——写在学军中学60年校庆日后》三篇评论，基本同意您的观点，但有一点质疑：‘一看那似曾相识的腰鼓所寄托的少女羞涩……一看那娴熟的忠字舞步所寄托的“文革”回忆……一看那人造的“花容月貌”所寄托的青春浪漫……一看那接二连三单调的重复影像所产生的视觉疲劳……哎呀……我的天哪……立马明白谁一定是那个劳什子的所谓…… ，才糟糕透顶。 ’这是否有点过了？难道《学军记忆》的主编（她是我的语文老师）就不能在自己主编的书中放比别人多得多的照片吗？”对此，本不想回答。一则，我的四篇文章题目有“前夕”与“后”字眼，表明我已完成了对某一事件的评论，不再赘笔矣！二则，我虽然与你曾经的语文老师一样，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抑或“正直，热情，严以律已，为人师表“ ，但我与她“热爱”与“正直“之类的方式不同，我是通过我的杂文与随笔解剖他人与自我来表达对华夏民族的赤子之情的，我有太多的文债要还，无暇在区区校史上花费过多的精力。但从你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质疑”二字，遂心有所动，决定动笔给你回这封信。盖因鄙人最看重“质疑” ，朱熹有云：“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岂止”读书“？天下万事无不如此！中国教育最缺的就是“质疑“ ，是故，多少庸人成了体制下的名师！好了，现在回到你的“质疑“上来。首先要明确一点， “书“是一个大概念， ”校史“系”史“ ，乃一种特殊的书，格外讲究公信力，大凡主编者一定要避嫌，古今中外记史者概莫能外。你见过哪个写历史的人有堂而皇之宣扬自己的“行径”？即便鬼鬼祟祟或曰偷偷摸摸也不敢！“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于政治伦理范畴。校史主编权为广义的“公共权力” ，绝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成了“私家权利” 。比如——学军中学“对外开放”最早走出国门的是化学老师陈士良。当年卢瑞宝力辞校长之职，教育局党委书记林崇明力挽无果，陈士良走马上任没几天，学军中学分到一个出访法国的名额，陈校长风风光光巴黎一“游” ，记得自己当时还在“下岗”重返语文组的卢老师面前说过一句“迟来和尚吃厚粥” ，今天他一定记忆犹新。学军中学“对外开放”最早接待外宾的是政治老师刘季春。当年刘老师任校办主任，同外宾接触的机会良多，校园里那根镌刻着中日友好字样的木柱子现在应该还在，那是刘季春一手安排树立的，记得日本教育访华团第一次到学军中学，刘主任忙里忙外十分辛苦，便让我去帮一下忙，来的成员中有一位叫田中敬彦的男老师，其向我详细介绍了日本的重点中学的情况，当时我有感于斯写了一篇题为《异国同行话教育》的杂感发表在《杭州日报》上，语文组的鲍宁组长读了刊出的文章，还笑嘻嘻地说：“金新，你拿我当陪衬！”今天她一定言犹在耳。胡校友，我没有参加校庆，手头没有一切有关校史的书，四篇文章中论及的事均为学军老师与校友“有疑焉”之余告知，你可在《学军记忆》里查一下，看看“对外开放”有陈士良和刘季春的影子吗？太多了，仅就“改革开放”一视角而言，不及其余，面对“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实在没有那样的雅兴，更不愿意浪费时间！职业操守是校史主编公信力的基石。一本与“史“挂钩的书，一旦失去了公信力，后人会如何评价不言而喻。除非“无知”之“无畏”者。唯其如此，笔者作为一个靠笔杆子生存的人，连主编的几十套非史料性丛书，也只有一次收录了自己的文章，那是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那第一次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有关阅读与写作的从书，作为第一主编，发现参编的好友收录了我发表在《都市快报》上的一则评论《“反叛“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篇到今天来看仍颇有新意的杂文，自己在审稿时读到文章，尤其那来自百度的“个人简介” ，心里怪舒服的（人的劣根性或曰本能）。丛书出版后，我那学医的爱人无意中看到了，说：“你知道我的感受吗？起先很为你骄傲，但一看到主编原来是你自己，就为你感到羞耻！还好这篇文章是陆秀峻老师（杭州高级中学，第二副主编）选的，还好这篇文章还真不错，还好‘个人简介’内没有一点夸张！”打那以后，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京华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过很多丛书，作为主编，但凡发现有谁收录了我的文章，终审时我一定会立马毫不惋惜地删去，因为我深知，那不是在提高自己的名声，而是在作践自己。其实，只要不是历史书，但收无妨，可我之所以还是谨小慎微，是因为犯不着让人误解。胡校友，写史书有两个误区——第一，遗忘。此情有可原，是以，史书总有“补遗”、“拾遗”之类。第二，选择性。此理不可恕。有的记史人往往只“记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或自己愿意留存的信息，而其余信息无论多么重要常常会被无情忽略。“选择性记史 ”为史家之大忌。倘选择“物以类聚”者溢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任何史书均有倾向性；若选择自身所谓崇高事迹歌颂，那……呵呵，不好意思说了，特伤人自尊的！胡校友，时不我待，尚有好多事要做，不再啰嗦，打住前赠你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被恩格斯唤作“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也许会使你认识到“谢本师”对于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极其重要性。回顾上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幕幕“谢本师”的历史剧，诸如章太炎、周作人……似乎可以看到近现代知识分子“早年激进，晚年复归”的文化“怪圈”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有文化底蕴之书生之英雄本色。在“谢本师”的历史表象背后有更深刻的哲理性值得人们玩味。当然，章太炎与俞曲园、周作人与章太炎之师生关系，绝不是你与你的主编老师能比拟的，相距之时空以光年为单位计也哉！素未谋面，不胜感激你的真诚“质疑” 。另作声明，再有“质疑” ，恕不回复。匆匆于2016年11月30日16时22分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