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鸟#狈论南唐（十八）潘佑虽然在南唐变法失败，却受到王安石推崇效仿

中国古代以变法图强为己任的名臣很多，其中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对宋朝影响最大。我们在学习古代历史时，这两位变法的名臣都是绕不过去的坎。然而很少人知道，在南唐时期大臣潘佑也进行过一次变法，意图改变南唐被宋朝灭国的命运。这次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潘佑极其追随者也被迫自杀，却为后来的范仲淹和王安石开辟出了新的道路。北宋时期范仲淹和王安石的两次变法都受此影响，潘佑也受到这两位名臣的推崇。而这种变法的思路也深深的影响了后来的数百年时间，受到很多革新者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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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佑本来是幽州人，为了躲避五代十国时的战争南下，迁徙到金陵居住。他是南唐大臣中典型的外来派，是北风南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徐铉和韩熙载的推荐下进入南唐朝廷当官，南唐中宗李璟授其为秘书省正字，值崇文馆。李煜即位后，他晋升为虞部官员外，史馆修撰，知制诰，中书舍人。
当时南唐内部党争严重，本土派和外来派互相争权夺利。而李煜又沉迷于佛学和诗词不理政事，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本土派的亲信大臣，使得国家混乱不堪。潘佑认为长此以往，等到宋朝大军南下入侵，南唐将面临灭国的危机，于是提出变法图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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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借鉴《周礼》古经实行变法，让南唐能够富国强兵，挽救危难的时局。潘佑变法的核心在农业领域，他提出恢复古代井田制的土地政策，抑制民间的土地兼并，让大量的失业贫民有地可耕种。这个政策是为了应对唐朝中叶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解决国家资源遭到士大夫阶层垄断的危机。然而这个措施与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发生冲突，最终遭到男唐朝中权贵的猛烈抨击，变法便以失败而告终。变法失败后，潘佑又七次上书李煜，指出国家危在旦夕的事实，却触怒了李煜。李煜派人逮捕了潘佑及其同道李平，这两位变法者最终被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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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把这次变法与王莽改制等同，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实际上这与王莽改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目的也是完全不同。王莽改制不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而是借改制的名义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这种改制本质上并非变法，而是政治倾轧，其目的也是拉拢政治同盟，争夺政治利益。而潘佑的变法却是为了解决自唐朝中叶以来的土地兼并问题，从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出发，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由于潘佑及其追随者并非南唐本地的权贵集团，所以他们的变法也不存在用家族利益侵吞国家利益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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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数千年来的历史周期律看，土地兼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土地兼并，使得士大夫阶层垄断了国家资源。这不仅包括了土地资源，还有土地上的人口，商品货物的流通，国家的金融经济，甚至于独霸朝堂。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大量失地农民生活困难，商品货物流通受到抑制，内需消费不足，金融经济进入通缩通道。一旦受到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国家无力支持赈灾或者抵抗外力，便会造成朝政混乱，进而引发失地农民起义或者四方藩镇割据自立。当这种现象在各地频繁出现，距离乱世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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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唐就处于这种危机境地，潘佑变法的目的便是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一方面南唐在与后周的战争中失败，割让了大破淮南土地，使得国力困顿。另一方面本土派和武将集团把持国家朝政，造成土地兼并和资源垄断。这使得国家政策上偏重于权贵集团的私家利益，对战败后军队的持续衰弱，大量农民失地而造成的危机视而不见。权贵集团沉迷于享乐之中，李煜沉迷于佛学和诗词，对国家的危机毫无察觉。长此以往，等宋朝解决了内忧外患，平定了后蜀、南汉、南平等其它国家，南唐就毫无反抗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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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量财富和资源集中与士大夫阶层引发的危机，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顽疾。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在想方设法的解决问题，潘佑不是第一个，却是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提出的改革方案虽然以古代《周礼》为理由，实际上是加大了对朝廷政治力度开发，使其触角延伸到乡镇以下的平民阶层。通过国家对乡镇以下，尤其是农村农业和土地政策的干预，来改变土地兼并的顽疾。然而这种策略与中国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的传统背离，也直接与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最终变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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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后，这些政策也对南唐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这些影响也扩展到整个宋朝。宋朝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封建王朝，在商业的活跃度上也是最高的。它一改往日重农抑商的策略，而是开放式的进行了商业和农业并重的经济政策，于是成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的巅峰期。
可是由于对土地兼并缺乏管束，而商贸又过于发达，却让国家经济提前进入了通缩通道。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上流通的商品过多，国家流通的金钱太少，于是闹起了钱荒。而钱荒最离谱的现象是，士大夫阶层竟然囤地囤钱，加重了钱荒的蔓延和土地兼并，而老百姓却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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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宋朝社会出现一个大的矛盾，一方面普通老百姓手里缺钱购买需要的生活物质，另一方面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产出却没人能掏钱，于是经济危机出现了。农民的东西卖不出去只能抛荒，于是土地贬值，士大夫加紧囤地，又加重了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地，形成恶性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范仲淹提出了庆历新政，王安石进行了变法。虽然这两个革新都没有成功，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社会矛盾，延续了宋朝的国祚。而参加这两次革新的宋朝名臣，对潘佑变法却是非常推崇，视之为先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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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鸟#狈论南唐（十八）潘佑虽然在南唐变法失败，却受到王安石推崇效仿】北宋改革家李觏是名臣范仲淹的好友，也是庆历新政的理论设计者。他在很多书籍中对潘佑变法表示推崇，并且站在宋朝的角度大骂李煜为暗愚之贼，说他残害忠臣。从他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忠臣指的就是潘佑。
南唐旧臣徐铉奉宋太宗赵光义之命为南唐写史，留下了《江南录》一书。王安石在读了这套史书后，写下《读江南录》一文。他在文中大量的批判了李煜，将他逼死潘佑的行为写成国之大恶，还把李煜与桀纣相提并论。在王安石的文章中，潘佑是国之栋梁，李煜逼死潘佑是自毁长城。徐铉作为潘佑的同僚兼好友，对潘佑之死没有尽到营救的责任，被王安石说成嫉贤妒能、隐恶扬善的小人。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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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潘佑、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古代和近代的很多人都认为这种让打破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变法是不可行的，土地兼并的现象也不能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禁绝。然而我们回顾近百年历史的进程可以看到，这个封建王朝的顽疾已经被新中国解决了。现代化中国的农业农村管理能力，社会组织能力，都是古代变革者心中最为理想的状态。这也从事实的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只顾自身利益，罔顾国家和百姓利益的说辞。至今仍旧有少量的愚昧之人视王安石等人为奸臣，殊不知他们的愚蠢是才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国之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