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戏』余斌 | 无人不哭的苦戏 |朝鲜片|花妮|朝

_本文原题：余斌 | 无人不哭的苦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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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剧照。有关《卖花姑娘》，有种种的传闻。有的是侧面渲染其魅力的，什么人在厕所里躲过了两场电影之间的清场，连看两遍；什么人买电影票，每场买一张，将这电影看了八遍（这事似乎也被量化了，看两遍整个就不足挂齿）。更多的是对电影放映时场内哭泣情形的描述，比如一场电影下来，有人哭了多少次，还有说，全场没有一个不哭的，最厉害的是，有个人哭昏过去了，等等，等等。此外，据说已然先睹为快者还会提醒没看过的人，要带好了手帕进电影院，有人一条还不够哩。这些都是待考的，现在想来，至少没一个不落泪这一点，就可疑，哪个人会在黑暗中挨个巡视呢？但那时我们都信，并且还会带着夸张的表情向人学说，大家齐心合力，打造一个关于“苦戏”的神话。
“苦戏”《卖花姑娘》
苦戏又称苦情戏，悲情戏。因为不管文学上还是电影上都不属类型学的概念，不过是民间这么说说而已，所以我还没见到过有谁给出清晰的定义，尽管媒体上也见过给艺人加封诸如“苦戏皇后”、“苦情戏大师”这样的冠冕。
清末民初的时候，正值“鸳鸯蝴蝶小说”的初潮，杂志的编者特喜欢给小说贴上种种标签：“悲情小说”、“惨情小说”、“哀情小说”…… ，花样繁多，不一而足。其间并无明确的区分，也不必区分，要而言之，均在“苦”字上着力。通俗小说前浪后浪，那些标签后来都不用了，老百姓口中的“苦戏”则更具生命力，也更有概恬力，而且跨越了好些门类：不拘小说、电影、戏剧、唱本，但凡主人公命运悲惨，内容“催人泪下”的，便都可谓之“苦戏” 。
“苦戏”大概以女性（尤以中老年妇女为最）为忠实观众，因其主人公为女子，最是相宜。这位主人公又以逆来顺受型为佳，若是叛逆女子，对其处境挺身反抗终而战胜了命运，固然再无“苦戏”可看，即使抗争未能成功，也会使看“苦戏”时的受虐冲动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不能尽情释放。
倘若女主人公不仅遭遇很悲惨，而且容易被误解和伤害，冤情如山，委屈如海，时不时暗自垂泪，或者硬逞强不掉泪却已经能看到泪在眼眶里打转，那对“苦戏”而言，就是天造地设。 “苦戏”可以看作一出苦肉计，作者为主人公设计出种种苦不堪言的境遇“折磨”读者、观众，读者、观众则全情投入，甘之如饴，悲苦不到一定程度还觉意下未足，如此“苦”来“苦“去” ，愿打愿挨，戏里戏外打成一片。
以此标准，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末走红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就可说是一部“苦戏” 。刘慧芳作为“苦戏”的主人公绝对够格：倒霉事全让她撞上了，关键是，她含泪忍悲地揽下了所有的苦难。
我怀疑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渴望》的成功也是因为观众中蕴藏的对于“苦戏”的渴望在电视剧这种形式里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满足。毕竟“苦戏”多在其他形式如传统戏剧、小说、电影之中偶或一见，而传统戏剧就像在别的方面一样，已无力培养新的“苦戏”观众，即使小说、电影中，则在“革命”氛围之下， “苦戏”也是久违了。
倘说在文革年间， “苦戏”的欣赏也还能维持不坠，那么，就该说到朝鲜人给我们送来的《卖花姑娘》？
一
有段笑话，是调侃几个兄弟国家影片的，曰“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 ——可能只图合辙压韵，一时又不能以四字从“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那里拎出有以区分别国的显著特征，因而阿尔巴尼亚片被忽略不计了。实则阿尔巴尼亚片不论从哪个角度说都较越南电影给中国观众更深的印象，越南片不仅数量少，而且即使些少几部，现在也很难想起片名，类于“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那样流传甚广的台词，似乎也一句没有。分页标题
当然就影响广被， “深入人心”而论，我想还是以近邻朝鲜的片子在“进口片”中最擅胜场。其一是数量，记忆所及，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似都不出十部之数，朝鲜片则要翻倍；其二，类型丰富，从“战斗故事片”到“反特”、到社会主义田园诗（如《摘苹果的时候》），应有尽有。尤其是，如《卖花姑娘》这般，堪称“苦戏”者，别国电影中一部也无。
“哭哭笑笑”自然意在调侃，倘肯于“抚今追昔” ，则此语多少有忘恩负义之嫌，浑忘却朝鲜片当年给无数中国观众带来多少享受。在“十七年”中国电影几乎全军覆没，电影院里差不多只有“样板戏”苦撑局面的背景下，朝鲜片确乎看点多多，远非“哭哭笑笑”四字，足以尽之。
当然任何概括都是所谓“抓大放小” ，以偏盖全，实所难免。如此说来， “哭哭笑笑” ，还是颇得朝鲜片要领。只是我的印象，虽说相比别国电影多哭也多笑，这里的“哭哭笑笑”却应该是个偏正结构，若不求合辙压韵，当作“笑笑哭哭” ，因朝鲜同志于两种表情中，还是以“哭”为主，至少是“哭”能予我们以更深的印象。
朝鲜片里的哭与笑可分而论之。 “笑”属于“新社会”的表情， “旧社会”苦大仇深，自难见笑容，地主老财反动派作恶时之狞笑，英雄人物宁死不屈、横眉冷对时的冷笑，均非“笑”之本意，当作别论。 “新社会”的“笑”才是和谐的笑，《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中的洋溢的笑声便属此类。类似的笑我们过去的电影里也有的，比如《李双双》、比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问题是田园风味的轻喜剧在文革“你死我活”的氛围里也不准有了，害得我们反要到朝鲜片里去找到一丝轻松，哪怕是如此矫情人造的轻松。
至于朝鲜片里的“哭”给人深刻印象，首先也是量的积累：哭泣的场面特别多，让人怀疑朝鲜人是不是泪腺发达，特别好哭。与“笑”不同， “哭”在朝鲜片里是贯穿性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 ，虽然一是因贫困屈辱的生活而悲从中来，一是从对领袖的感恩戴德、对幸福生活的咀嚼中来。因见到伟大领袖而激动万分，以致于喜极而泣，万众掩面，看上去简直要寻死觅活，我们一点也不陌生，我甚至在梦里还见到过因激动而哭泣的宏大场面。但即在梦中，那也是因为见着了， ——好比天神下凡，或是基督降临，不是“当面”而亦掩面而泣，我能想到的，似乎只有追悼会。朝鲜片的特别处在于，戏中人无须见着真佛，一见到领袖像，一想到“金将军”、“金首相”、“慈父” ，甚至于一想到“主体思想” ，便能泪流满面。
我们的电影里尚不至如此，比如《地道战》，主人公因学习《论持久战》茅塞顿开，编导的表现力度止于让背景中乐声响起：“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也就罢了。据说文革初期造反派不同派系打派仗，被打下去的一派就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一边唱，一边哭。到对立的一派被打下去了，那一派也唱这歌，同时也伴以哭泣。虽说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这还比较容易理解：盼着最高领袖来撑腰，困境之中压抑呀！朝鲜片中那样的，非一时激动的爆发，竟是对领袖脉脉含情，出现频率又高到几乎可视为规定情境，我们当时就有点将信将疑——至于吗？若以此推断对领袖的热爱程度，倒像他们对金日成的敬仰在我们对毛主席之上了，这怎么可能呢？
这种脉脉含情式的垂泪，就其“默默”的形式而言，倒更近于“苦戏”中的哭，虽说根底里还是性质各别。事实上“苦戏”之“苦” ，未必就能以流泪的多少计量，含泪量也许是一个更合适的概念，且最终的效果不在剧中人是否泪流成河，而在观众泪腺受到的刺激。引而不发，令读者、观众泪水涟涟，才是“苦戏”上品。不过当然，要形成戏里戏外的互动，戏中人的哭泣也必不可少，只是最好以不嚎啕为度，大放悲声式的渲泄，将苦楚一泄而尽，是另一形式的“一吐为快” ，少了反复的折磨，不够楚楚动人，所谓过犹不及。分页标题
二
然而含悲忍泪式的“苦” ，像前面说的，于我们的确是久违了。按理说，一直在提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要渲染“旧社会”之苦， “苦戏”原本大有用武之地，问题是从延安开始，宣传上就强调表现受苦人的翻身冲动，亦即革命性（往前追溯，当然还有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对“第四阶级”斗争性的展示），反抗声中， “苦戏”之苦，不免丧失了纯粹性。
照原来的剧情，《白毛女》绝对有资格成为一出“苦戏”：喜儿身世，称得上不折不扣的命苦，且具备了“苦情”的一切要素，弱女子，丧父，被辱，逃亡，深山里野人般度日……喜儿怎么看也该是个传统戏曲里的“悲旦” 。偏偏从歌剧到电影再到芭蕾舞， “悲”的成份越来越淡，最后不仅这人物一洗柔弱，其父杨白劳也不是喝盐卤自杀，而是操起扁担跟黄世仁拼命。芭蕾舞剧中《白毛女》喜儿在杨白劳死后倒是有一段哭唱，只是“霎时间天昏地又暗”的哀音之后马上就继之以“我定要报这深仇大恨”的誓言，后面奶奶庙一场里有一大段唱恰与之呼应，基调更是复仇。仇恨贯穿前后，而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喜儿怒睁的双目，而非哀怨的表情。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从小接触到的反映“旧社会”的小说、电影、戏剧大都如此。对许多主人公“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皆留下深刻印象也是自然的，因为不拘《农奴》、《苦菜花》，还是上中学时看的《闪闪的红星》，一概能见到这样的特写。 “苦戏”以哀怨为基调，制造哀怨也让观众止于哀怨的，而哀怨的前提是认命，是认命后的自怜。
拒绝接受苦命运起而抗争，一个结果是苦尽甘来，那时就多半是这样表现， ——“穷苦人翻身得解放” ，一个结果是被镇压。解放了，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自不待言，失败了，像《斯巴达克斯》那样的，有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均不复为“苦戏” 。奇怪的是，那么多年反抗斗争哲学熏陶下来，新时代的文艺里几无“苦戏”的余地了，对“苦戏”的需求依然在蜇伏中潜滋暗长，遇有机会立时就苏醒过来，令人惊叹“苦戏”的一套美学真是深入人心，几乎无须类于斗争哲学需要的那种教育引导，轻易就可将众多的人轻易俘获。证据是，《卖花姑娘》上映，为其打动的观众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我这辈人压根没看过什么“苦戏” ，同学里“无师自通”而对其中苦情津津乐道者，大有人在。
其实朝鲜片与我们的美学原则如出一辙，都是倡言革命的，引进的电影里，大体能带来“苦戏”的满足的，也就《卖花姑娘》一部。我印象中还有部名为《血海》的歌剧，听上去便知道是讲的穷苦人的血海深仇，冲击力强到有点恐怖——我是说这剧名，内容则模糊到故事的大致轮廓也说不出来。只知道与《卖花姑娘》一样，是朝鲜大型革命歌剧的经典，地位类似于我们的样板戏，金正日亲自指导的。据说给过话， “要把受难的血海变成斗争的血海，只有革命才是活路”（大意如此）。照这精神，应该“斗争”才是所重。
我对这剧还有印象，是因七十年代朝鲜万景台艺术团曾携该剧在南京演出。小时候听父亲说五十年代乌兰诺娃在人民大会堂跳芭蕾，梅兰芳来唱京戏，都是当作文化界的一桩盛事来说，听了没感觉，也不会好奇地追着问，因为根本不知二位何许人也。我们遇上的盛事，或许莫过于万景台艺术团到南京演《血海》，至少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阵仗。
真正是盛况空前，早早就一票难求了， ——这样的演出，照例不见售票，都是单位发的，外人只有在报上看消息的份。演出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到那天从长江路口起就见有人在等退票，距人民大会堂尚有一站多路就已设卡，出示了票才放行，后来再隆重的演出也未见如此戒备森严。分页标题
文革期间， “万景台”大约也是访问南京最高规格的艺术团体了。其档次之高，从对舞台的要求即可见一斑。我手中十几排的票，找到座位坐下才发现变成了前几排，原来乐池连同前一两排座位都铺上板成了舞台的一部分，据说朝鲜方面认为舞台太小，根本施展不开，就这样，还嫌逼仄。人民大会堂是当年国民党开“国大”时的建筑，要算彼时南京最大最气派的演出场所，除了北京、上海，这里若还不合格，哪还能演？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剧场与会堂功能不一，舞台完全是两种要求，歌剧院就更不得了，看巴黎歌剧院的模型，舞台的纵深与池座、包厢，包括大厅，差不多相当。当时则根本不知歌剧为何物，就一个感觉，朝鲜人真牛！
也真被他们的“牛”镇住了。差不多就像现在的观众看大片，或者追看《猫》、《悲惨世界》一类的音乐剧，布景声色成为大看点，令人“气为之夺” ，我看台上红红绿绿、幢幢人影看得眼花缭乱。朦胧记得那色彩近于其时常见的画江南水乡的国画，红里绿里都透着粉意，至于场面之大，则与朝鲜人在舞台上也大搞人海战术有关。复杂变幻的灯光布景在我到那时为止的观剧史上也绝对堪称堂皇华丽，相形之下， “样板戏”显得太“小儿科” 。
只顾贪看这些了，从压迫到抗争的剧情，我居然没留下半点印象。可以肯定的是，金正日指示的精神得到很好的贯彻，那出戏没多少悲苦的意味，幕间休息时，听到的都是对那大场面的议论、赞叹。
《卖花姑娘》与《血海》一样，也是“经典” ，甚至更为“经典” ，因这戏是金日成原创，上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说起来首演还是在中国，其时金将军正在中国的东北打游击。后来看到过考证，连首演是在某中学的礼堂这一点都考出来了。 “经典”总是倾向于被充分开发，中国的“样板戏”被移植为各种形式，《卖花姑娘》亦有话剧、歌剧、电影多种版本。歌剧《卖花姑娘》据称较《血海》场面更大，也曾有到南京演出之议的，说是《血海》剧团回去后报告了这边糟糕的剧场条件，南京人民遂失去了一次欣赏大制作的机会。
没准也是好事，倘看了歌剧，像我一般因场面的豪华派场目为之眩，气为之夺，买椟还珠，形式压到内容， “苦戏”之“苦”是否还能像电影那样深入人心，实未可知。
三
尽管是出“苦戏” ，《卖花姑娘》事实上并不缺少一个从“受难的血海”到“斗争的血海”的框架。担心对剧情的复述不准确，到网上搜得数条：或繁或简，小有出入，比如顺姬被烫瞎双眼，是因饥饿拿了地主婆的吃食，究竟是一颗枣还是一块红薯，就有两说。不过细节的出入无干紧要，也无须推敲，要紧处是一致的，想来不会有大错。且引一段更“提纲契领”式的：
《卖花姑娘》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朝鲜。花妮一家为了还清借地主家的两斗小米，爸爸、妈妈、哥哥、花妮、妹妹不得不在地主家当长工。在地主的迫害下，妹妹顺姬被烫瞎了眼睛，花妮遭地主毒打，哥哥哲勇被送进大狱，妈妈被迫害致死……哲勇越狱参加了革命军，他和战友们带领村民冲进地主庄园，打倒了地主，救出了花妮，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这梗概显然不能充分反映《卖花姑娘》的悲苦性，倒能证明上面说的“受难-革命”的框架，甚至“受难”为“革命”所掩，听上去像个“斗争”故事，与我们熟悉的“样板戏”大同小异。回想起来，不仅大的框架，人物的设置都有许多对应，地主、地主婆自然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花妮则似喜儿，倘为了还债进了地主家门，便又隐伏着一段受辱的情节；花妮的哥哥无疑是朝鲜板的大春，最能体现反抗精神，在革命中找到出路；那个帮地主出主意，要将方了地主婆的顺姬骗到野地冻死的狗腿子，活脱脱就是又一个穆仁智。既然“原创”于三十年代，我们不好说《卖花姑娘》有抄袭《白毛女》的嫌疑，以朝鲜文艺当年的边缘地位，也决无《白毛女》受到《卖花姑娘》影响的道理，只能说意识形态的命令是一样的，想象力或曰灵感的运用也就有一种超国界的普遍性，所谓“如出一辙” 。分页标题
但是在观众那里，这个大的框架显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然影片本身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它的大部分叙事都被用来渲染苦难，悲情方面做足了戏，而且除了一个简短的结尾，花妮等受苦人似乎只是在忍受，并未刻意表现其反抗性。这便给观众对“苦戏”的欣赏开了方便之门，而在这样的欣赏中，受难—反抗的框架成了某种纯形式的因素，不再具有真正的“意义” 。其情形就像读旧小说，只要不是死心眼，读者自会将那些因果报应的说教恰如其分地看作老生常谈，摒于脑后，直取其“合理内核” ，比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谁也不会在意楔子布下的因果线索，结尾处的申明大义、“曲终奏雅” ，都径奔情色或是人情物理而去。《卖花姑娘》与满是“封建毒素”的旧小说风马牛不相及，然读者、观众之直取核心，呼应“深层话语结构” ，其理则一。群众的智慧的确不可低估，本能的反应（或用当时的术语， “朴素的阶级感情”）在文革那样的年代里也还是曲折地显现，对“苦戏”的渴求，整个是“一触即发” 。足见欣赏习惯的根深蒂固，给一点阳光就灿烂。
四
我说中国观众视《卖花姑娘》为“苦戏”而忘情投入，是有充分证据的， ——事实上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差不多都可以充证人。这电影放映时我在上小学四年级，印象中那段时间里街谈巷议，《卖花姑娘》是绝对的热门话题，所议又皆围绕一“苦”字。关于“议” ，其实应当分两部分说，一是在单位里有组织的谈，一是在家里饭桌上或是二三人、三五人私下里说。我记得学校集体观影之后便有各班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还要求写“心得体会” 。
成人的世界里， “工农兵”各界想来也不会放过这样现成的“阶级教育”的机会。这时候的言说，无非归入到“牢记血泪仇”的宏旨上去，绝对的“政治正确” 。整日价“忆苦思甜” ，仅就我记忆所及，现身说法的，从大纸报到各种宣传读物上看来的，较《卖花姑娘》更“惨绝人寰”的家破人亡故事，不知凡几，且花妮、顺姬又隔了一层，是大老远“三千里江山”那边的人，按说应该没有同胞的遭遇更让人动容。事实却是忆苦忆的多了，也会“麻木不仁” ，我们偶或甚至会有不够严肃的时候，并且还会因孩童的好奇心而“跑题” 。
比如看了泥塑“收租院”回来，小组讨论众人正回忆着力数刘文彩设水牢、喝人奶等诸般罪行，有一个便说他从哪儿听来的，有个坏蛋原来隐藏得很深，只因某次听人吹嘘吃过老鼠肉，他嘀咕了一句，老鼠算什么，我还吃过人心哩！当时没人留意，几年后被揭发出来，追查下去，原来是逃到城里的地主，还有什么好说的？他吃的是贫下中农的心！——这太有惊悚意味了。人心是什么味道呢？还有，老鼠能吃吗？怎么吃？一女生绉了眉赶紧阻止：“不要讲！不要讲！臆怪死了！”（南京话， “臆怪”意谓“恶心”）但男生还是兴不可遏地将这“臆怪”话题继续下去：没吃过老鼠，便都吹嘘吃过其他什么稀罕东西，甲说吃过麻雀，乙说吃过蜢蚱，丙说吃过狼狗，丁肯定是“戏说”的，说他吃过豹子胆。到最后大家一起饥肠辘辘。
讨论《卖花姑娘》就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女生说着说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这就让调皮的男生跟着也有几分心情沉重了。足见文艺作品的感人作用——一味的“苦”还不行，得有“戏” 。通常忆苦大会之后的讨论止于在单位、学校，完了就完了，表过不提，除非像我们那样，旁逸斜出找到了新的兴奋点。《卖花姑娘》因为有“戏” ，出了电影院固然要谈论，单位、学校里讨论过了，还意犹未尽地自发地说、争论。哪个演员的表演最“感人”？是花妮母亲脸上的愁苦，还是花妮闻说母亲死去时恸哭失声的悲怆？顺姬那演员扮瞎子，扮得太像了，最招人怜。也有从编剧技巧看问题的，赞叹剧中欧亨利式的情节安排，悲喜的跌宕，你看花妮吃多少苦好不容易攒足钱买了药要给母亲治病，音乐都在映衬姐妹俩满心的欢喜哩，不迟不早快到家时，母亲咽了气， ——太惨了。分页标题
反正不离一个“苦”字，是否是“阶级苦”倒在其次，关键是“苦” ，是“苦”本身的回味。我在同学中，也在成人那里听到过的一个议题更是直冲着“苦”去的：他们在评说哪一场戏最“苦” 。
哪场戏最“苦”呢？这像是关于苦难承受能力或体验能力的一道测试题。有说顺姬被骗丢在雪天荒山上哭泣的，也有说顺姬被烫瞎双眼的， ——“你想想，滚烫的开水啊？！”这是在想象肉体的痛楚。从心理上着眼的则会说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场景， ——“药买回来了，人嘛不在了。 ”我们家老阿姨似乎没去电影院看过这电影，但从邻居嘴里将情节也知道了个八九不离十，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就见一邻居在对她细说剧情，她不时插上“惨欧！”、“命苦哎！”的简短议论。另一次她力排众议道：“最苦的是那个妈！——男人嘛死了，儿子嘛坐牢，老巴子眼睛又瞎了。 ——真做孽啊！”
但是以人物论，众望所归，似乎还顺姬。所以尽管花妮是头号女主角，电影海报上似乎画的也是她的大头像，文艺演出中还是常见演员扮成瞎子模样，拄根讨饭棍摸索着上台唱电影的主题歌。 ——忘提了，《卖花姑娘》的音乐于其制造出的悲苦氛围可谓功莫大焉。很长时间中国人没听到过这样哀婉的旋律了， “样板戏”里也有动听的旋律，京剧不算，《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里都有些，惜乎大都铿锵有力、直眉瞪眼的，即使是“痛说革命家史” ，即使是诉苦。与强调“反抗性”的要求相一致，至少也得悲伤与愤怒并举，就是说，可以“控诉” ，决不允许如泣如诉。《卖花姑娘》送来了久违的亲切，成为文革年间数得着的流行曲，也是无怪其然。
好多年后，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卖花姑娘》主题曲是从小儿都会唱的那首美国民歌“新年好”而来，就如幼时熟悉的“打倒土豪，打倒列强，分田地，分田地”是对西方歌谣的改编一样。我有个中学同学经这提醒，自己又仔细唱了一遍，言之凿凿地说，还真是只把“新年好”做了个变奏，把4-2拍变成了4-3拍，曲调基本上没变。我不懂乐，也不知是否当真如此。即使当真如此，当年也决计不会有人站出指陈朝鲜的经典抄袭美帝国主义。
我倒是发现同样的旋律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演绎。网上听来的《卖花姑娘》都是重新编曲的“红歌” ，轻盈抒情，与原版判若两歌，原来的悲苦哀婉抹去得差不多了。想当年则只能有一种演绎方式，私下里哼唱或可自便，舞台上当然只可往哀怨里去。所以扮顺姬做盲人状的演员唱起来都是带哭腔的，声情并茂的最高境界是唱着唱着就真的流下泪来。有一次，不知是什么文艺演出，肯定级别不高，场子里有点乱哄哄的，但是报幕员报“女声独唱：《卖花姑娘》” ，下面就安静了一些，一般情况下，我不是一个好观众，那时也不知在干什么，过了阵就听旁边有人悄声道：“她哭了！她哭了！”看时，台上的演员果然脸上两道泪痕，且声音哽咽。一曲唱毕，掌声大作，不是出于礼貌的那一种。中国观众对人家动了情似乎总是特别予以尊重和鼓励，哭就是一个指标，好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八十年代初电视里播演出实况，一很红的歌唱家唱《绣金匾》唱到落泪，没唱完下面就掌声四起了。以此推断，观众应该天生都是强调与角色融为一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拥趸。
五
说《卖花姑娘》上映的那一阵，南京城整个都被愁云惨雾笼罩，肯定是夸张，但在我的周围，确乎有一种特别的氛围。这电影在人们的议论中成了一个传奇，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倘平日见了面问“吃过了？”“下午会不会下雨？”这时没准还会问：“《卖花姑娘》啊看过啦？”
有种种的传闻。有的是侧面渲染其魅力的，什么人在厕所里躲过了两场电影之间的清场，连看两遍；什么人买电影票，每场买一张，将这电影看了八遍（这事似乎也被量化了，看两遍整个就不足挂齿）。更多的是对电影放映时场内哭泣情形的描述，比如一场电影下来，有人哭了多少次，还有说，全场没有一个不哭的，最厉害的是，有个人哭昏过去了，等等，等等。此外，据说已然先睹为快者还会提醒没看过的人，要带好了手帕进电影院，有人一条还不够哩。这些都是待考的，现在想来，至少没一个不落泪这一点，就可疑，哪个人会在黑暗中挨个巡视呢？但那时我们都信，并且还会带着夸张的表情向人学说，大家齐心合力，打造一个关于“苦戏”的神话。分页标题
我也向人学说过，虽然若要质疑无人不哭的说法，我可以充证人，因为我自己就没哭（尽管当时电影院里的确一片抽泣之声，我座位后面一位老年妇女还辅之以大把的醒鼻涕），似乎从头到尾都很麻木。并非“男儿有泪不轻弹” ，一些“激动人心”的电影画面很容易让我热泪盈眶，几年后看《创业》，主人公周挺杉面对中国贫油论高声道：“我就不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就找不出石油？！”言毕将手中一块石头抛出，蒙太奇转换，轰然一响，下一个画面就是石油从地里喷出来，好像就是那一掷砸出来的。此中的爱国主义豪气便让我气血上涌，眼睛一热，强忍着眼泪才没下来。问题是我对受苦受难、凄凄惨惨切切的场面向来没感觉。也就因此，有一回同学向我讯问《卖花姑娘》时，我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
第一问很简单：“《卖花姑娘》啊看过啦？”答：“当然看过了。 ”关键是第二问：“你啊哭的呀？”倘是个男生，我也许会轻松点，但问话的是个女生，问时又是那样一种严肃到夸张的表情，我骤然就感到某种紧张，凭第六感领会到她表情里的潜台词：看这样悲惨的电影还不伤心落泪，那真是铁石心肠，禽兽不如了。我对父母对老师都说过假话、扯过谎，但同学间极少，除非是出于炫耀动机的吹牛皮。男孩哭泣，绝对不是值得吹嘘的事情，那一次我却说谎了。
我说：“我哭的。 ”——鬼使神差地。
余斌已出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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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戏』余斌 | 无人不哭的苦戏】
《东鳞西爪集》
余斌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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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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