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康熙的统治术：推行汉化政策，励精图治，一生关注官僚营私作弊 |清朝|顺治|

康熙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 1654年生。康熙8岁当皇帝，由鳌拜等四位元老大臣辅政。鳌拜在清军攻打锦州、北京、天津时立过大功，资格很老，哪里把这位少年天子放在眼里，他逐渐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变成了他的党羽，加上又控制着京城和皇宫的卫军，更加飞扬跋扈而不可一世。康熙帝14岁亲政以后，就想办法除掉鳌拜。他在宫中训练自己的童子军，又将鳌拜的重要党羽陆续派往外地，然后将鳌拜诱入皇宫的后花园，一大群孩子一拥而上，将鳌拜按倒在地捆了起来。惩治了鳌拜以后，接着就是平反鳌拜横行期间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以收揽人心。康熙干这一切时才16岁，可见他已经十分熟悉权力斗争的诀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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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汉化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调和满汉民族的矛盾。
他下令停止“圈地” ，并还步放宽了对“逃人”(不甘为奴而逃亡的汉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让汉族人民能按照原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事生产和生活。他特别注重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十二年(1673年)颁谕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十七年(1678年)特设博学鸿词科，吸收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素有名望的汉族文人。十八年(1679年)又开设明史馆，收罗汉族文人编纂明代历史。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除了少数明朝遗老坚持不应征外，一般有学问的汉族知识分子都被网罗进去。鉴于江南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又是文人荟萃的地区，也是反抗清朝入主的最为强烈的地区，因此，康熙帝特别注意笼络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他先后五次巡行江南，每次都作出很多姿态，如增加府县学入学名额，借口内廷需要，实行额外课举贡生监生。他之所以重用徐乾学，因为徐乾学乃是残明遗老顾炎武的外甥，徐家亦是江南的大家族；以致当徐乾学的受贿案被揭露以后也不予追究，徐乾学在朝廷呆不下去请求回乡。康熙帝还赐给他一幅“光焰万丈”的匾额。
康熙帝还乘巡视之机，在江宁(南京)三谒明孝陵，祭奠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又特至曲阜，瞻仰孔庙、孔林，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对于其他汉族的忠臣名士的祠庙，如理学宗主周敦颐，宋朝的忠臣宗泽、陆秀夫等，在途经时也不忘赐匾颂扬，以表示他对儒家文化和道德伦理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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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是一位致力于励精图治的皇帝。
从其亲政之日起，就坚持实行御门听政。特别是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帝总是“未明求衣,辨色视朝” ，在晨曦未露的时候就已经临御乾清门，与大臣们商讨军政大事。一个月听政达二十七八次。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结束后，为了使大臣们不致太辛苦, ，才把原定“三四鼓趋赴朝会”,改为“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为期” 。
康熙帝外出巡视在旅途中，仍要求“三日递到一奏” ，有时因等未能按时送到的奏章，一直等到深夜四鼓天。他常常是头一天巡行回京，次日淸晨即不顾劳顿，按时御门听政。在讨论折本时，康熙帝除直接对某些事情作出决断外，也注意倾听大学士和学士们所发表的意见，鼓励他们进行争论，有时气氛还相当热烈。康熙帝曾经对君臣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谈过他的看法：
“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 ”
对于一时不能作出结论的特别重大的问题，常常是在退朝后将领班的大学士和有关官员留下来，在极小范围内专门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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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康熙为维护皇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
一是设置南书房，使之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参与机密政事、且对内阁有牵制作用的办事机构。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二十日，康熙帝以“观书写字”、需“博学善书者”为名，要求在翰林内选择人材， “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被选入南书房的人，除与皇帝讨论学问外，更重要的是简任机密，撰拟制诰，同时还“咨询庶政”、“访问民隐” ，兼有情报机构的职能。皇帝的某些政治设想和行动，特别是在想整倒某个大臣的时候，即授意南书房，让他们到外朝叫人写奏章。
入直南书房的人，虽然官品不高，一般不超过四品，但却被皇帝倚为腹心。这些人行动诡秘,随时接受皇帝的宣召，往往“辰入暮出” 。康熙皇帝扳倒权臣大学士明珠，就是授意入直南书房的徐乾学、高土奇等人去干的。
二是建立密折制度。
按照正常程序，官员们的章奏都要经过内阁，由内阁奏报皇帝。康熙帝觉得这种正常的程序会使内阁的权力太大，不利于他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和官员的动静，也不利于他处理机密政事。因此,康熙帝建立了一套密折陈奏制度。
一开始只是委诸少数亲信，如派遣内务府包衣曹寅、李煦分别出任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公开的招牌只是为皇家督办锦袍绸缎，实际上是设在江南的特务机关，专门负责刺探江南官民舆论和地方动静，派人将密折送到北京直接交给皇帝；又如叫入直南书房的王鸿绪：
“京中有可闻之事，卿书奏折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 ”
后来，康熙帝对特准密折的人员队伍作了扩大，到康熙四十年代，特准密折的人员已扩及到所有在京大臣和地方督抚提镇等官了。密折使康熙帝不出门，知天下， “各省之事不能欺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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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南书房和密折制度，以及坚持御门听政、巡视四方、掌握对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他牢牢地控制了对这个疆域辽阔的国家的统治权力。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他利用索额图清除了鳌拜，又利用明珠排挤了索额图，进而又利用徐乾学等人整垮了明珠，然后又让“南党”和“北党”两败俱伤，而在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的背后，都是他一个人在配操纵，哪一派对已有利他就利用谁。他既标榜推行清官政治，但为了时政的需要，又不妨大肆卖官，陆陇其批评了一下，他就大骂，要将陆陇其流放到塞外去。
康熙帝又是一个好学的人,但喜欢沾名钓誉。
康熙十年二月他任命理学家熊赐履为日讲官，当他的老师。从“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讲起，直讲到“天理人欲之分” ， “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之辨” 。康熙帝觉得，汉族的
“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 。
康熙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康熙又把熊赐履召至茂勤殿，询问朝臣中讲理学的情况。熊向他推荐了魏象枢、李光地、王宽兹等三人，说这三人“有志于理学” 。但是，康熙皇帝不承认任何人在学问上有超过他的权威地位。他的求知欲很强，天文、历法、数学、音韵、乐律，什么都想学，也什么都学。仿佛作为皇帝就得拥有各种各样的美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理学家、大书法家、大音乐家等等，臣民们也应该把这些称号送给他，以他作为各方面的最高权威和裁判者。其实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就都是平平，据西方传教士马国贤神父的回忆录说：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分页标题
当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政治，二十一史中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招数，因此他说:
“二十一史，朕皆披阅” 。
他的政治抱负是“天下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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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把营私作弊的官僚看作是最大的异端。
康熙皇帝觉得，直接危害他的统治的，不是那些不肯与他合作的残明遗老，甚至也不是那些在野的思想异端，而是那些口讲道义却日日营私舞弊的官僚。据李光地记载：
立斋一日进讲，义中有“异端”二字。上曰：“什么是异端，我看起来为人臣而不忠，日日树私人，为门生故吏乡亲同年营私作弊，尚口讲道义，此即是大异端。有什么异端。 ”余时在起居注侍傍。
康熙皇帝把那些营私作弊的官僚看作是最大的异端，所以他一生关注的都是防止大官营私作弊，对于宁死不肯与他合作的残明遗老，只要他们不公然起来造反，一般都还比较宽容，让他们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去。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西巡西安,提出想见一见关中三儒之一的李颙。李在二十五年前,即因坚守明朝遗臣名节，拒应“博学鸿儒”考试而闻名海内。这次皇帝想见他，他又托病不出。对此,康熙帝亦不责怪，只叫人取他的著作来看。李派他的儿子送书，康熙帝亲自接见，表扬其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 ，并亲题“志操高节”的匾额和手书诗帖,以旌节操。
但我们也不要误以为康熙皇帝能够容忍思想异端。
残明遗老大多是“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 ，没有敢公然骂孔夫子的。在中国的某些西方传教士则不然,他们一开始还标榜什么基督教义与孔子思想并不冲突，但后来就渐渐撕下了这层伪装，到这时候康熙皇帝就不能容忍了。先是打招呼，为驱逐西士造舆论。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对西方传教士的政策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容教”政策改变为“禁教”政策，将不肯尊孔的西方传教士驱还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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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由于熟读二十一史，所以康熙帝很有一套驾驭人才的办法。他认为，
“自古汉人结为党类，各援引同党之人，以欺其上，习以为常” ，
因而他对朝臣中的“朋党”问题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乃至近乎神经过敏。作为创业之主，他既要用有真本领的人，又要使之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其手段就是《韩非子》中所说的：
“夫驯鸟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不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康熙]康熙的统治术：推行汉化政策，励精图治，一生关注官僚营私作弊】康熙帝驭臣之道,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