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卖国贼”中他最有才,下场也最惨,与汪精卫有过命交情
文|韧雾
“二十一条”只起了“嘴巴”作用?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 对日本情有独钟 , 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 , 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 。 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 , 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 , 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 , 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 , 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 。 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 , 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 , 颇有贡献 。 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 , 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 , 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 。 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 , 模仿日本 , 折衷中西 , 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 , 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 , 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 。 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 , 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 , 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 , 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 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 , 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 , 雨日地面出水 , 潮气逼人” , 但除了开会日 , 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 , 到了盛夏仍不休息 , “两人对坐 , 余口译 , 董笔述 , 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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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老友 ,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还提到过 , 暑假的一天 , 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 。 “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 。 我还是个小土包子 , 没坐过汽车 。 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 , 只偶尔例外带我 。 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 , 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 。 那天回家后 , 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 , 沙发多软 。 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 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 , 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 , 言下无限惋惜 。 ”杨绛父母讲到“二十一条”时 , 总用“嘴巴”一词代称章宗祥 , “据我猜想 , 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 , 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 , 但想来猜得不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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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与夫人
三人当中最惨的一个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 , 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 , 大都经过他的手 , 也因此被批为“卖国贼” 。 “五四运动”当天 , 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 。 学生们涌进曹家时 , 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 , 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 , 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 , 被学生们逮个正着 , 报以乱拳 。 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 , 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 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 , 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 , “用砖头在门外打” , “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 ”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 , 救出了章宗祥 。
当天 , 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 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 。 不过 , 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 , 章宗祥不仅没有提出控告 , 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 , “自知众怒难犯 , 亦可见其风度” 。 伤势转好后 , 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辞职 , 在辞职书里 , 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 , 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 , 以便“侍奉老父 , 退居田间”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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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恩人
抗战爆发后 , 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 , 为日本服务 , 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 , 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 , 因为二十多年前章曾在他性命攸关之际帮过他 。 这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轰动全国的大案 , 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 , 事情败露 , 被捕入狱 。 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 , 章宗祥为民政部右丞 , 主持一切庭审事务 。 审汪一案出现两种论调 , 一边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 , 一边是肃亲王、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 , 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 , 不如从宽处理 。 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 , 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 , 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 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了汪精卫一死 。 当时来操作一切具体事宜的就是章宗祥 , 他非常善待狱中的汪精卫 , 汪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 , 章可谓出了大力气 , 不过那时候的汪精卫也还远不是大汉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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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卖国贼”中他最有才,下场也最惨,与汪精卫有过命交情】1931年3月 , 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 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 。 1945年日本投降后 , 他迁居上海 , 以汉奸罪被捕 。 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