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揭秘: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病危”背后的真相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生过一场大病 。 对于周恩来生病和治病的始末 , 至今仍众说纷纭 。 为这件事 , 笔者曾搜集了大量资料 , 并在国防大学档案室查看了有关当事人的档案材料 , 得出的结论是:周恩来长征路上的那次生病 , 主要是靠医生的治疗而转危为安的 , 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听天由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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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长征时的贴身警卫如是说
长征途中 , 周恩来有两名贴身警卫:警卫长范金标和警卫员魏国禄 。
魏国禄在周恩来逝世的那年 , 写了一本《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的书 ,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出版 。 在这本书的53页 , 有一篇《周副主席在病中》的文章 , 专门介绍了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患病的事 。 魏国禄在文中写道:
回到住处 , 范金标把准备好的晚饭 , 仍然是青稞麦、豌豆苗 , 端出来请首长吃 。
周副主席看了看说:“不想吃 , 你们给我搞杯开水来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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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端来开水 , 他摊开了文件 , 照例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办公 。 我放下开水 , 周副主席叫我去休息 , 并说他也马上休息 。 果然 , 我出屋不久 , 看到他办公室灯也熄了 , 我很高兴 , 心想:今天晚上副主席休息倒挺早 。 但是过了不到一个钟头 , 就听他叫:“警卫员!”
我急忙走到他跟前 , 他说再要杯开水 。 我听他说话声音与往常不同 , 显得那样有气无力 , 就问他:“你是不是不舒服?”顺手一摸 , 我惊叫了一声:“首长在发烧!”
请来医生 , 一量体温39.5度 。 这可把我们吓坏了 。 邓大姐更是为首长的病焦急不安 , 一直守在身边精心照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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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 周副主席烧(热)得更高 , 整天昏迷不醒 。 毛主席和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他;看到副主席病得那样 , 都很着急 。 毛主席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能不能回来?”
“傅医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五、九军团南下了 。 ”卫生部的同志说 , “电报上说回不来 , 太远啦 。 但是 , 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医生 。 ”毛主席指示卫生部打电报叫那个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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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来了一位姓戴的医生 , 据说是跟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的 , 医术很高 , 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好医生感到高兴 。
按照医生的吩咐 , 我们几个警卫员轮流从山上搞些冰来化成水 , 泡毛巾给首长做冷敷……
魏国禄的回忆说明 , 先找来的那个量体温的医生 , 应该是第一个给周恩来看病的人 , 可能是随队的医护人员 , 而那个“姓戴的医生”则是戴济民大夫 。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 , 连相隔数百里的朱老总那儿也发了电报 。 后来又找了其他医生 , 魏国禄之所以没写进他的这本回忆录 , 是因为戴济民大夫提出冷敷降体温的治疗措施后 , 他已被派到60华里外的雪山去背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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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原顾问王斌这样说
笔者手头有一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于1981年9月22日访问卫生部顾问王斌的记录稿 。 参加的人有方明、成元功、郑淑芸、力平和李海文 。 这份记录稿是由郑淑芸整理 , 然后用旧的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 。 访问王斌的“访题”是:“总理在长征路上患病及在延安时从马上跌下后骨折治疗等情况” 。 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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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红军时候 , 最厉害的有四种病 , 就是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 。 那时他(指周恩来)患的就是这四种病中的一种 。 在毛儿盖 , 总理拉痢拉得很厉害 , 发高烧 , 经过化验检查在总理排的大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 , 从化验结果就可以诊断为阿米巴痢疾 。 当时邓大姐、贺诚(红军卫生部部长)都在场 。
我为总理看病时 , 那是他病比较重的时候 , 临床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 , 白血球增高 , 皮肤黄染 , 肝肿大在右下横指 , 我当即怀疑他是不是阿米巴肝脓疡 , 触诊肝区已拖到右肠窝内 , 这种病在红军内见的不少 , 在临床也看的不少 , 也做过不少解剖 , 主要都是一个脓肿 , 结合化验检查及临床表现 , 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 。 作这个诊断时 , 邓大姐、贺诚都在场 。 长征途中非常困难 , 好在我带着一些检查或诊断用的X光机、显微镜等 。 还有治痢的药易米丁 。 由于病重(垂危状态了) , 我除了用易米丁药外 , 还请卫士同志去毛儿盖山上去挖冰 , 用冰冷敷 , 主要放在肝区 。 为了使炎症不继续发展 , 因肝脏正压在横行结肠上 , 所以我的战术是诱导它向下发展不向上发展 , 要让它按照我的计划达到穿孔排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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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 卫士跑来告诉我 , 大便拉了好多 , 有多半盆 , 我马上去看 , 拉的就是该排出来的脓 。 我真是高兴极了 , 邓大姐也高兴了 。 我高兴地说 , 体温会降下来的 。 体温在下午真降下来啦!大姐对我说:“哎呀!真是很紧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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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远 , 记忆难免会有出入 , 但王斌当时是红军卫生学校校长、著名的外科大夫 , 肯定参加了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 。 如果不经治疗 , 这种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的病怎么可能自己好呢?参加这次访谈的同志很细心 , 在对王斌顾问访问后 , 又特意去北京医院访问了潘其美大夫 。 潘大夫说:“易米丁药是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 。 总理患病是因用药及时 , 而光靠冰敷是治不好的 。 冰敷只能起降温作用 。 ”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这个采访组后来于1988年9月26日和10月30日又两次对王斌进行了访谈 。 王斌顾问不顾年事已高 , 还为周恩来的那次生病绘制了示意图 , 并留下了以下文字:
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毛儿盖患阿米巴痢疾 , 经主治医生王斌和李治大夫、孙仪之大夫共同会诊 , 在显微(镜)下发现阿米巴痢疾原虫 。 故此确诊 。
继而每天高烧 。 发现肝右叶肿大下垂到盆腔口 。 白血球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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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胸骨和脊柱中线为轴 , 测量左、右胸围 。 右侧胸围比左侧胸围大四横指 。 因此确诊并发右叶肝脓疡 。 根据临床病理统计 , 多是孤立的肝脓肿 , 可与横结肠粘连 。 穿孔排出脓汁而愈 。 但也有不是孤立的一个 , 附带两三个较(多)脓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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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先人 , 周副主席的病顺乎自然发展规律而痊愈 。 当然与诊断治疗准确有关 。 注射Emetine , 肝上方放冰袋促其向下发展与横结肠粘连穿孔 。
这份当事大夫的珍贵手迹 , 不仅道出了周恩来当时的病情 , 还另提到了李治和孙仪之两位大夫 。 孙大夫当时已故去 , 李大夫当时还健在 , 所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派郑淑芸访问了李治大夫 。分页标题
李治将军病床上的回忆
李治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 , 1929年到国民党军十八师当军医 。 那时 , 十八师正奉蒋介石的命令去“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 , 前敌总指挥就是毛泽东词里提到的“齐声唤 , 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那个张辉瓒 。 1930年红军打下龙岗 , 十八师医务室的医疗器械还未收拾好 , 李治就和张辉瓒一起稀里糊涂地做了红军的俘虏 。 经过教育 , 李治不久成了红军的一名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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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次反“围剿”胜利后 , 红军队伍壮大了 , 创办了红军卫生学校 , 王斌出任校长 , 李治担任教育长 。 1955年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 , 1986年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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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淑芸访问李治是在1988年12月14日 。 当时 , 李将军已90高龄 , 卧床见客 。
郑淑芸问:“你为周总理治过病吗?”
李治答:“是好远好远的事了 。 ”
郑问:“是长征路上吗?”
李答:“是 。 在毛儿盖 。 他得了阿米巴 , 是痢疾 。 阿米巴原虫主要是在大肠中寄生 。 ”
郑问:“肝肿大吗?”
李答:“肿大 。 这是内科病 , 我是医务负责的 , 还有孙仪之 , 我俩是内科医生 。 会诊意见是快治 , 用Emetine特效药治……”
通过李治将军的陈述 , 也说明周恩来那次生病后有四五位医生参与会诊、治疗 , 才使他的病得以好转、痊愈 。
邓颖超生前的记述
20世纪80年代 , 由于周恩来长征路上的生病众说纷纭 , 当时还健在的邓颖超十分重视这件事 。 1985年8月 , 她在大连棒棰岛休养时 , 一边回忆一边让秘书赵炜记录 , 写出了《路是人走出来的——通过草地》一文 , 专门回忆了周恩来生病、治疗和她自己遇险、脱险的经过 , 内容十分详实 。 关于周恩来在毛儿盖生病的情况 , 文章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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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 , 忽然有人告诉我 , 周恩来发烧(我们从长征开始就不在一起了)了 。 当我见到他时 , (他)已发烧 , 在担架上盖着很厚的东西 , 简单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 把他抬到了他的工作总部 。 两地之间约有四五里距离(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各自住地——笔者) 。 因为我不知道他害的是什么病 , 病情(又)有发展 。 第二天我骑马去他住宿地 , 他正发高烧 , 医生来看过 , 认为他的病是我们长征路上多发病的症候——疟疾 。 当时 , 我在那里坐等他体温是否会下来……后来我不再等了 , 只好回到我的住地 , 每天来看望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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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四天后两位医生会诊 , 一位是王斌 , 一位是李治同志 。 他们都是(红军)在江西同国民党作战时被俘的国民党医官 , 参加红军后 , 忠于红军 , 忠于医疗事业 。 对恩来的病很认真地加以研究 。 ……后来总部要出发了 , 恩来搬到毛主席的周围 , 这时我也搬到恩来(那里)一起住了 , 我在地下铺上稻草 , 他睡在木板床上 , 两位医生继续观察 , 不相信是疟疾 。 他们怀疑是肝脏有问题 , 于是检查胸、肝的部位 , 发现肝脏肿大在右侧肋缘下二指 , 最后确诊为肝发炎 , 已变为肝脓疡 。
当时 , 草地环境不能手术 。 按脓疡治 , 唯一的办法要用局部的“冰冻” , 冰得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去背 。 这时 , 医生也给我做思想工作 , 让我看有关肝脓疡的书 。 书内举了100例 , 99例都写得很清楚 , 预后不良 , 唯一的一个例外 , 肝脏化脓 , 通过肠子把脓排出来 。 所以决定等背回冰来 , 用冷冻办法退烧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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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冰的同志一早就出发了 , 深夜二三点钟才回来 , 冰化了一半 , 还可以够用 。 把冰装在袋子里 , 放在肝的部位 。 他本人昏迷不醒 。 医生的最大希望是想用冰把炎症退下去 。 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时 , 恩来逐渐清醒 , 不时地呻吟着 , 并说肚子痛 , 我们把他扶起来解大便 , 排出来的都是绿色腥臭的脓状便 , 体温也就下降到35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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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医生看后 , 他的确诊是肝脓疡穿孔经肠子排出脓来 。 为了使脓液尽量排净 , 他们采取措施 , 给恩来服药 , 使肠子停止蠕动三天 , 并交代我 , 每小时试(测)一次体温 , 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 , 体温一直在35度 。 医生们没有告诉我温度已接近“死人”的温度 。 好在体温后来慢慢地上升了 。 病情也慢慢地好转 。 又过了一天 , 医生们两次检查 , 发现他的肝脏大小已接近正常了 。 因此 , 肯定治疗是正确的 。 这时又把戴济民大夫请来照顾……
(我要)特别对王、李两位医生对恩来的病诊断和治疗准确及时 , 使他能脱险康复 , 实应向他们致以不能言语形容的感谢之情 。 后来代替他们的戴济民老医生 , 也在几年前病故了……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经历呢?因为恩来同志逝世后 , 近几年有的同志写了这一段 , 有的不合事实 , 有的出入很大 , 需要写这么一段作为澄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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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揭秘: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病危”背后的真相】读了这段还从未发表过的邓颖超的回忆 , 再综合前边几个人的陈述 , 可以看出 , 周恩来长征途中患病后 , 先请一位随队医生给他量了体温 , 随后请来戴济民大夫 , 找来了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 , 再将王斌、李治、孙仪之3位大夫找来共同会诊 , 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 , 用了特效药易米丁 。 周恩来病情好转后 , 王斌要为王稼祥治腰伤——他是长征前在苏区被敌机炸伤腰部的;李治其他的医疗任务也很重 , 于是就留下了戴济民随周恩来的担架行军 , 作为陪护 。 因此 , 周恩来的那次生病是经过许多著名大夫会诊 , 并用显微镜等检查 , 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 , 然后对症下药 , 用了治疗阿米巴肝脓疡的特效药易米丁 , 从而使周恩来康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