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作品的伟大译者——皮特卡尔森之死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托尔斯泰作品的伟大译者——皮特卡尔森之死】列夫.托尔斯泰罹患肺炎，于1910年11月7日在俄罗斯偏僻的小村庄 -- 阿斯塔波沃火车站辞世，享年82岁。他于10月28日凌晨离家出走，抛下陪伴他48年的妻子索尼娅。她虽长期隐忍，但疑心越来越重。他留下一封冰冷的信解释此番出走的原因，其中他写道：“活到这把年纪的老人通常都会这样做：远离世俗生活，在孤独和安静中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实际上，所谓的“最后时光”所剩无几。不管当时他是如何计划的（现在人们只能揣测），但很快这些计划就被打乱了。托尔斯泰在火车上病倒，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下车。车站长让他住进了自己的家中。那里毫无孤独或安静可言，因为他的去世已成为最早的国际媒体“大事件”之一。这座小小的车站不仅吸引了成百上千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以及密切进行监视的政府间谍），还吸引了那些急于用胶片扑捉这位伟人最后瞬间的百代新闻摄影团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采访人员们。他们常常向其主编发送一些不可靠消息。在托尔斯泰去世几天前，他已神志不清，但《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却赫然宣称：“托尔斯泰情况好转......公爵身体虽极度虚弱，但医生认为近期危险不大。” 相机扑捉到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是索尼娅本人，她透过门窗，凝视着躺在房间里病重的丈夫。其实一得到消息她就赶到了阿斯塔波沃，但关心托尔斯泰的友人们直到他临死前才允许她走进房间。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车站所上演的这一幕，是在托尔斯泰完成其人生最著名的两部小说：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1877年的《安娜卡列尼娜》30多年之后。1910年公众对托尔斯泰的关注，不是因为其小说家的天赋，更多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政治和道德运动。他是有远见的梦想家、改革家、道德家和哲学领袖。在托尔斯泰漫长人生的最后几十年时间里，他坚持素食，反对战争和私有财产，坚持不懈的抨击俄帝国政权（因此才会有来自政府的间谍混入阿斯塔波沃车站的人潮之中）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他推崇形式简单的基督教，即完全建立在耶稣的教义之上，反对东正教教条主义（1901年他被教会逐出东正教）。此外，他还积极帮助俄罗斯贫苦大众，发起各种福利计划，其中有施粥场、资助建立学校。为显示自己与下层民众团结一致，他宣布放弃贵族头衔（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还穿上了典型的农民服装。尽管如此，当时的照片以及目击者的评论都表明，托尔斯泰看上去从未像是个真正的劳动者。
托尔斯泰穷其一生，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苦苦探索死亡这一主题，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最后的弥留时光才如此为世人瞩目。他曾亲生经历过死亡，接触过垂死之人，即便是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也是不同寻常的。1854-55年间，他在部队服役，亲眼见证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杀戮。他还详细回忆了1856年哥哥德米特里因患肺结核而痛苦死亡以及1857年一男子在巴黎断头台上被斩首（这一经历使他坚定的反对死刑）。他和索尼娅共生育了13个子女，其中至少有五个未满十岁就夭折。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超越了死亡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局限，进而思索那些更为深沉的问题，即死亡的必然性引发人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如果说我们都终将死亡，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分页标题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伊凡·伊里奇之死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忏悔录
对于这个主题最令人难忘的思考出现在他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和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中。这两本书都是在托尔斯泰完成《安娜卡列宁娜》之后。《伊凡·伊里奇之死》始于1882年， 1886年写完。回忆录虽然在1882年就完成了，但由于受到当时俄国审查工作的阻扰，只能私下秘密传阅。最终于1884年在日内瓦发行了俄文版。虽然当时托尔斯泰已经放弃撰写那些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场面宏大的俄罗斯小说，但这两本书却提醒着世人，他的作品是多么的令人惊叹。他也确实是放弃了，因为在19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他如此描述《安娜卡列宁娜》， “对我来说，不再心怀憎恨。”
正如小说标题所示，《伊凡·伊里奇之死》讲述的是一个平凡但前途光明、事业有一番起色的中年法官最后几个月的故事。看上去微乎其微的小伤（他在新家挂窗帘，结果从椅子上摔下来，磕碰到身体），迅速恶化。医生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结果、治疗药物和谨慎的安慰。但数周内，伊万伊里奇发现自己已是垂死之人，面临着痛苦、愤怒、孤独和自身死亡散发的恶臭（托尔斯泰坚持叙述这一点）。对其家人和同事来说，他的死亡意味着麻烦和难堪。活着的人往往会因为要死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而长苏一口气，但同时伊万伊里奇的离世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这让他们委屈愤怒。年轻的仆人格拉西姆身上拥有托尔斯泰最欣赏的农民美德，只有他能够正视死亡的过程，心怀纯真的人性去照顾自己的主人。他坦然自若的处理排泄物，让垂死的主人用他能找到片刻舒适的方式躺着--双腿抬起来，放在格拉西姆的肩膀上。
《忏悔录》是写作风格和类型截然不同的一部作品，托尔斯泰用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的精神历程：青年时期拒绝宗教；中年时期重新认识东正教；再到后来完全抛弃东正教的种种神话和错误（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到圣餐），转而接受耶稣本人最简单的道德教义。这本书常常被认为是托尔斯泰在完成《安娜卡列宁娜》后所经历的精神“危机”的见证，是其从小说向政治和哲学转变的关键拐点。但是书中同样直面死亡的恐惧和必然性。正是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讲诉其在巴黎目睹执行死刑的经历，同时探讨关于自杀的困境。他还提出了生存和死亡之间的重要问题，伊万伊里奇的故事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在回忆录中他总结到， “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它们是不会被终究等待着我的死亡所摧毁呢？”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撰写这两部作品，沉浸于死亡主题中时，不过50来岁。他之后还活了25年。对于他来说，人类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富有哲理的进退两难的困境。正如我们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一书中看到的，他其实很享受作为作家所面临的挑战：事无巨细的探索死亡的过程。他只能从活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挑战激起了他的强烈兴趣。据说后来他曾对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提出要求，在他弥留之际，要询问他对自己死亡的感受。他希望他们能够问问他， “对生命的看法是不是随着死亡的临近而发生变化？”他甚至谨慎的预见，临终时，有可能无法给出完整的回答，因而设计通过眼睛来传递答案的方法。令人遗憾的是，在阿斯塔波沃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围在他身旁的那些人显然忘了要去问那些问题。
颇具讽刺的是，相比较托尔斯泰撰写这两部作品的时间，译者皮特卡森在翻译它们的时候其实更加靠近死亡。
卡森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最优秀的译者之一。他曾十分谦虚的说道， “我不是什么专家，只是很有感觉。” 他的这种“感觉”一部分来自其家庭背景，与托尔斯泰所处的背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颇有几分相似。卡森的母亲是俄罗斯人，名叫塔蒂阿娜彼得罗夫娜斯塔赫耶夫，出生于富庶商人之家。和托尔斯泰相比，虽不是名门望族，但她的家族将大笔资金投入到慈善活动当中（比如创办学校），这点和托尔斯泰毕生所从事的事业是相同的。1917年十月革命，年幼的她开始逃亡生涯。开始去了中国，在那结识了英法混血的丈夫，其后来到英国。但不久丈夫就去世，她独自一人抚养大两个孩子：皮特卡森是1938年在伦敦出生，他有个妹妹，也叫塔蒂阿娜。这是一个多种语言混杂的家庭，俄语、法语和英语交叉使用。在俄罗斯上层社会的交谈中，法语和俄语一起使用，是很典型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显而易见（比如法语comme il faut,etablissement等词汇。）卡森家庭生活的早期阶段亦是如此。分页标题
这种“感觉”也是因为受到古典训练而对语言产生的精确注意。孩童时期的卡森获得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在那专门研究拉丁文和希腊语，后来在三一学院主修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这种学术背景使其对语言和表达的形式和方法尤其敏锐。例如，在翻译“后期托尔斯泰” ，他坚持认为不应该像之前众多的译者那样，在作品中强加上书面的、现代风格的修辞这种错误。相比较于《战争与和平》或是《安娜卡列尼娜》，《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语言更简单，甚至还有些累赘，里面经常会有相同或相近的词不断重复（《伊万伊里奇之死》小说中“decorum","decorous" "indecorous"这类和”得体“相关的词不断出现）。卡森致力于捕捉托尔斯泰写作中独特的一面。他保留了这些不断重复使用的词（尽管如他本人所说，如果他采取“回避手段” ， “让表达更通顺” ，那么作品有可能读起来会更加的流畅）；同时他也尽可能的保留了托尔斯泰有时令人惊讶的句式结构和独一无二的段落篇章。他希望英文读者能够感受到托尔斯泰用俄语所做的一切。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2012年，卡森主要从事的是出版业，开始在企鹅图书，曾任总编，后就职于另一家出版公司， Profile Books.他具有超强的感知，能预测什么样的书是卓越的、能创下销售佳绩的。例如，他独具慧眼，一眼看中了扎迪斯密斯的《白牙》。他还将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呈现给世人，其中也包括我本人。他的个人风格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高雅的低调：如果他边敲手指边说， “我不这么认为， ”那么你就知道近期的计划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但如果他两眼放光，发出咯咯的笑声，这样评价一部手稿， “确实不错。”你就知道你手头边的差不多会是畅销书本。他的天赋是基于同样不同寻常的快速、仔细阅读能力：一个晚上看完三本小说、一个周末完成六本新书的手稿，这就是他正常的模式。我个人觉得，他的阅读和编辑生涯，让他对索尼娅私下里生出一丝同情，因为索尼娅常常是整晚都在抄录、重抄、整理托尔斯泰的手稿，忙到快天亮时分。除此之外，她还充当经纪人，与他的出版商们周旋。
卡森的翻译绝大部分是在闲暇时间完成。2009年他答应翻译《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当时，他完全不知道这两本书的主题 - 死亡，将会和自己的生活发生怎样令人不安的联系。翻译将近一半时，即2013年初，长期折磨他的疾病已无治愈的希望，生命很可能就剩最后几个月。卡森依然继续翻译，决意完成这项任务。一有可能，他就开始翻译。随着身体愈来愈虚弱，有时甚至躺在床上工作。2013年1月，就在卡森去世的前一天，他的妻子将手稿交给了出版商。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当一个人自己的生命正悄然逝去，却在翻译伊万伊里奇这个冷酷的故事，这究竟是何种情形。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卡森译文中那种令人不安的力量，和作品产生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卡森本人非常热衷于《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这两本书与众不同的对应。《伊凡·伊里奇之死》在托尔斯泰后期作品中向来备受关注，几乎是一出版，就引来各种注解和阐释。作者对主人公伊万伊里奇最后病情的描述具有强烈的、令人难忘的“现实主义”色彩，引发一些评论家们开始去寻找该故事的真实起源。而实际上，可以相当确定的是，托尔斯泰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一个名叫伊凡·伊里奇法官去世的启发。这个法官在图拉镇上工作，就在托尔斯泰农场附近。法官所遭受的折磨经由其兄弟之口描述给了托尔斯泰听。此外有些读者并没有被这个事实给吓到，在他们看来，无论现实生活的模式是什么样，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小说故事，但他们想诊断出伊万伊里奇究竟是得了什么病，虽说对伊凡·伊里奇病症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真个故事的一大亮点。是胆囊癌，还是胰腺癌？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从中可以（或是不可以）学到的对病人的临终关怀，使其成为托尔斯泰所有作品中唯一可以在现代医学期刊和图书馆里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分页标题
更重要的是由这个故事引发的哲学和道德问题的诸多讨论，特别是最后经历了种种痛苦和恐惧，是什么使得伊凡·伊里奇能够平静的面对死亡？或者，用托尔斯泰自己更为生动的死亡历程的描述，是什么让伊凡·伊里奇冲破那个他自己感觉像是被外力推进去的黑布袋，朝着另一端的光明前进？
托尔斯泰似乎给出了两个原因。第一是伊凡·伊里奇最终意识到先前看似光鲜的生活其实千疮百孔：除了其他因素，其资产阶级的低俗追求、虚荣心（毕竟，导致他死亡的是因为挂窗帘布摔下来），及其婚姻的空虚。
“是的，都错了。”他自言自语道，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我能改正过来。但是什么又是对的呢？“他问自己，很快就陷入沉默。
这种对错误的认识通过伊凡·伊里奇与家人两次罕见的真诚的人性交流过程的描述体现出来：妻子在他床边啜泣；年幼的儿子不小心被父亲胡乱挥舞着的手臂打到后，握着父亲的手，放在嘴边亲吻，泪流满面。
第二，在故事的最后，托尔斯泰坚持，伊万伊里奇没有竭力避免自己的死亡，而是努力正视死亡本身，这种直视最终摧毁了长期以来折磨着他的巨大的内心恐惧。
”他寻找着往日一贯以来对死亡的恐惧，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了。死亡在哪里？死亡又是什么？没有恐惧，因为根本就没有死亡。
死亡不再，光明出现。
他突然大叫到， “就是它。幸福。”
和《伊凡·伊里奇之死》不同，《忏悔录》自1882年完成后，其声誉便充满了不安全感，摇摆不定。由于对东正教进行了抨击，该书受到俄国审查局的刁难，此外，托尔斯泰本人也改变了对这本回忆录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他最初是打算将这本书作为另一本宗教论著 --- 《教条主义神学调查》的导论，所以标题也就设定为《一本未出版著作的导论》。1884年这本书在海外发行第一版的时候才定名为《忏悔录》。标题没有加任何的定冠词或是不定冠词。卡森着力强调，这本书并非承认某种错误的言行（忏悔通常是这个含义），而是用奥古斯汀或让雅克卢梭写忏悔录形式来记录精神之旅。这本书在十九世纪末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这也是托尔斯泰作品中首部被译为英语的书，（早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妮娜》）。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部书的吸引力并不大。作者似乎沉浸在自我反省之中（精神传记通常都会有这样的错误，虽然一开始是想要自我批评）。书中也包含了从苏格拉底到叔本华这类严肃哲学家们的讨论，以及俄国农民宗教信仰的理想化（还有死亡的方式），虽然感人至深，却显得过于浪漫化。
如果《忏悔录》是拿来和《伊凡·伊里奇之死》一道品读，而不是和那些与其被归为同一类的宗教书籍阅读的话，那么它将重现生机。这两本书中的相似和重合之处很快就能吸引我们的眼球：从对死亡必然性的讨论到人类自我欺骗的本质，以及俄国农民（与托尔斯泰所描述的人，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即上层社会的人，形成鲜明对比）所表现出的对生命和死亡的崇高方式的钦佩（不管浪漫与否）。总而言之，这两本书让我们发现，《伊凡·伊里奇之死》作为一本小说，对宗教、道德和死亡这些神学问题进行探索，而这些问题在《忏悔录》一书中的也做了自我传记式的探讨。换句话说，《忏悔录》中直接提出的问题----“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它们是不会被终究等待着我的死亡所摧毁呢？” 在小说中得到了回答。
如果说《忏悔录》帮助揭露了《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神学层面的问题，那反之亦然。小说也揭露了《忏悔录》中虚构的一面。评论家们常常把《忏悔录》多多少少看作是作者从青年时期开始的精神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完成《安娜卡列妮娜》之后所经历的宗教“危机” ，最初的表现是他皈依东正教，后来又强调拒绝东正教的教规和谎言。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一书中的很多论调与我们对其生活的了解，以及从其他描述得知的精神与宗教困境之间当然是有很多交叉重叠。例如，其子里奥，在他对父亲生活的回忆录《真实的父亲》一书中，（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其父亲过世之后捍卫自己的母亲，使其免受外界的攻击），回忆了托尔斯泰开始拒绝东正教关于斋戒戒律的情形：在斋戒期间，作为一个严格恪守的人，托尔斯泰和正享受着丰盛晚餐的家人一道坐在餐桌旁，只见他推开自己“禁欲者的食物” ，转身面对他的一个孩子，询问他们正在吃什么。”伊利亚，我的孩子，帮我递一下肉饼。“ 他正式的宗教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分页标题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传记从来就不是透明的，第一人称的精神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造---强加在混乱的回忆思绪和精神疑惑和困境上的回顾式、简单化的小说。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通过与小说的一系列呼应，暗示了自己回忆录的虚构性。例如，有一处，他描述自身对自杀的幻想，与《安娜卡列妮娜》中莱文如出一辙。这不仅暗示说在小说中的莱文身上有托尔斯泰的影子存在，而且也意味着在自传体的托尔斯泰身上其实也有小说中莱文的身影。同时，我们在《忏悔录》和《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可以找到很多相同之处：即将死去的人对自己身上一开始并不明显的疾病症状的态度的描写，到两本书中回到童年时光影像的着力刻画。看起来，《忏悔录》通过期待小说众多虚构的比喻来提醒读者该书自传性主题的创作本质。托尔斯泰借助写作，在作品中运用虚构和事实难分难解的混合交融来界定自我。
这两本书都要求读者进行反思，死亡的必然性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以何种方式面对自己生命的终结。在卡森的葬礼上，人们朗读了伊万伊里奇最后说的一段话：“ ‘结束了！’上面有人说道。他听到了，在心里重复着。’死亡结束了。不复存在。'他吸了口气，到一半，停下来，身体展开，死了。”
卡森本人也许完全不会赞同炫耀这种文学与生命的对等排列。在他自己的死亡中，他关心的是低调化处理。
“很奇怪，在翻译《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的过程中，我本人深受病痛折磨。但说实话，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影响，我完全没有去想这件事。”
在卡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宣传作秀没有任何兴趣，甚至可能会厌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上演的那幕展现死亡的欢乐场景（卡森是在妻子的陪伴下在家中逝世）。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令人愉快的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在其卓越的译作中得以保留，并将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