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中的大迁徙，从“南人北迁”现象看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由于西晋统治者昏庸引发了王室内乱，司马氏宗族子弟开始了残酷的厮杀，最终引发“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并没有像以往皇室内斗那样以强者登上历史舞台落幕，它直接引发了异族的入侵，导致了西晋王朝灭亡。随后，羯族、氐族、鲜卑、匈奴、羌族轮番残害中原百姓，为了活命，大量百姓纷纷逃往南方，史称“永嘉之乱。”然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上，甚至追溯到三国时代，南人北迁的现象却要多于北人南迁，甚至在动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很多人也不顾北方混乱而选择从南方回到北方。他们的迁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改变了自“永嘉之乱”以来的南北对峙的局面，也促进了南北方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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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内迁示意图不同时期的“南人北迁”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国形成了鼎立之势，但天下相对安定，由曹操建立的魏国地处中原，是当时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且曹操是个求贤若渴的雄主，因此在东汉末年为了躲避战乱而逃到南方的北方士子，大多选择回到北方投奔曹操，甚至很多南方士子也会因为曹操的名声而北上。像“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在南方遭到了很多白眼，投奔曹操后屡次升迁，做到了侍中的位置，对曹魏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荀彧、崔琰、郭嘉这些谋士，曹操全部委以重任，此举让身处南方的士子看到了曹操的诚意，都前往北方归顺曹魏政权。曹操的都城在河南，天子也在河南，这样前来投奔的人也不必担心背上骂名，曹操是汉献帝亲封的司空，投奔曹操就等于效力于汉廷，这也是南人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曹操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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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西晋时期
公元263年，魏国南下灭蜀，魏国邓艾、钟会、诸葛绪兵分三路进攻蜀国。蜀国将军姜维把钟会的十万大军阻挡在了剑阁，可邓艾却悄悄地绕过蜀汉兵力把守的剑阁，偷取阴平而后南下江油，攻破绵竹，直奔成都，蜀汉至此灭亡，蜀国宗室和王公大臣都被掳北上。公元280年，吴国灭亡，吴主孙皓也被俘虏北上。此时曹魏被司马氏篡权，司马炎称帝，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在西晋统治的这段时间，虽然吴国和蜀国与他有着不共戴天的矛盾，但是在文化方面双方仍然有一定的交流，这一时期打破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南北方文化不断融合，发展了文学、哲学、玄学、艺术等，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江东文化融合在一起，相互交流借鉴，缓解了政权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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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东晋时期
西晋的统治非常失败，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其长子司马衷继位，司马衷是一个智商低下的皇帝，于是他的皇后贾南风逐渐把持了朝政，这引起了司马氏宗族的不满，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紧随其后的便是异族入侵，百姓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渡，晋朝宗室也不得不南下，建立东晋王朝。大批百姓南下让入主中原的异族十分恼怒，他们费尽心力进入中原，然而中原地区却地广人稀，没有人供他们驱使，如果是这样的结局，他们进入中原又有何意义？因此他们不断入侵东晋边境，希望通过战争不断裹挟人口北上，于是这造成了南人被动北上。分页标题
战争掳掠仅仅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原因还是南人主动北上。东晋王朝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他不能保证百姓安全。中原少数民族从东晋边境掳走了大量百姓，东晋统治者却无动于衷，这让南方的百姓感到失望，南方与北方一样混乱，那还不如索性回到北方，去过他们习惯的生活。除此之外，很多东晋的将领看透了东晋朝廷的腐败，主动投降中原少数民族的也大有人在。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南人北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种是北方政权强大，尤其是北魏政权，他们不断侵略南方，不仅掳掠普通百姓，还把很多南方政权的宗室大臣一并俘虏到了北方。比起北方少数民族刚刚进入中原的时候，战争次数明显增加，南方人更加频繁地被迁往北方。第二种原因是南方政权不仅更迭频繁，而且暴君层出不穷，经常残害百姓，这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恐慌。百姓们对皇帝感到惧怕，当然要选择去已经相对稳定的北方定居。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一场浩劫，但是南人北迁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通过不断的迁徙，汉民族的饮食方式、婚嫁方式等习俗都融入到了少数民族的血液中。冲突下的民族融合
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汉人统治的南方地区文明程度明显高于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这种对峙的情况下，进入北方的南人就要担负起传播文化的重任，把南方地区先进的文化传给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此时，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看到了中原文化的重要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抗拒中原文化，他们开始欢迎南方士人来北方推行文化制度，强大自己的国家，但由于民族认同感的原因，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仍对中原文化有一些抵触心理，即使是汉化最为彻底的北魏王朝，也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
道武帝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开创者，他在初建政权之时就认识到了任用汉族士人的重要性，他深知那些只会骑马打仗的军人没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于是他广泛吸纳汉族人才，向他们询问治国理政的良策。拓跋珪手下比较出名的汉族人才有清河崔氏后人崔玄伯，清河崔氏作为名门望族，家中人才辈出，能够请到崔玄伯这样的饱学之士，拓跋珪自然喜不自胜。当时北魏汉化程度比不上同时期的南燕和前秦，为了不让这些国家抢到人才，拓跋珪抢先一步，把汉族人才网罗到了北魏，促进了北魏初期的汉化。北魏的国号就是崔玄伯制定的，古往今来皇帝通常都是自己制定国号，能把制定国号这样的大事交给臣子去办，可见拓跋珪对崔玄伯的信任。北魏建国以后，崔玄伯还参加了音乐、礼仪、朝律的制定，魏国大部分典章制度，都出自于崔玄伯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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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服饰汉化
不过，拓跋珪始终没有摆脱他的民族优越感，他对汉族的态度永远是征服者统治被征服者，虽然他实行了一些汉化策略，但是一旦发现有人对汉文化过度仰慕，他还会反感。鲜卑人贺氐干由于过度仰慕汉文化，而被拓跋珪处死；崔逞、邓渊因为受拓跋珪猜忌就被处死，拓跋珪的继承人拓跋嗣对汉族士子也是这种态度。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让想要前来投奔北魏的南方士子望而却步，北魏的汉化一度中止。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改变了前两位君主对汉族士子既利用又杀戮的政策，他给予前来投奔北魏的南方士子以重任，让他们加入军队，崔浩等人负责北魏汉化改革，撰写《国典》，但是由于崔浩在撰写过程中提到要明辨人伦、划分种族，这触怒了鲜卑贵族，最终惨被处死。这虽然又是北魏汉化改革中的一股逆流，但是汉化的大浪潮还是吞没了这股逆流，孝文帝时期北魏进行了全面汉化改革。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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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雕塑
孝文帝继位后即刻着手汉化改革，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令鲜卑族和汉族同时制定姓族制度，鲜卑姓族的高低程度以他们祖先在北魏初年的爵位高低来定，汉族姓族的高低也按照祖先的爵位高低来定，但是由于北魏统治区域内汉族大姓已经非常稀少，所以汉族姓族的制定基本上也是按照鲜卑人的标准来制定的。这样在从前并不显赫的家族地位得到了提升，他们得以同清河崔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这些百年大族并驾齐驱，成为当时的名门望族。
孝文帝的这种做法把鲜卑贵族和汉族世族捆绑在一起，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民族歧视，给予汉族人和鲜卑人平等地位，有利于加强北魏统治的稳定性。之后孝文帝又迁都洛阳，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元姓，实现自身的汉化。为了吸引更多的南方士子，孝文帝还特意提升了南方士子的地位，他深知很多改革，比如律令、典仪、服饰、都城建设，都不是鲜卑人能够完成的，因此他不断提升南方士子的地位，吸引他们前来为北魏效力。这些高明的政策果然有效地吸引了南方士子进入北方，不仅传递了南方先进的文化制度，也进一步促进了北魏的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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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洛阳风俗习惯的变化
南方士子进入北方后，风俗习惯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饮食习惯最先发生了改变。南方多水田，因此南方人的饮食比较精细，喜欢吃鱼羹、鱼脍、鱼炙等食物，饮食方面主要吃米饭。但是到了北方以后，他们也逐渐爱上了北方的面食、羊肉、奶酪等食物，并且在长期的融合中已经和北方人不分你我。南方人做鱼的技术也传到了北方，太武帝拓跋焘就非常喜欢吃鱼，还让他的南人厨子毛修之把北方人爱吃的羊肉做成了羊羹，像鱼羹一样精细。南北方的饮食文化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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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羹
除了饮食方面的变化外，婚姻习俗也发生了转变。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南方士人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逐渐打破了隔阂，不再有民族歧视。民族融合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婚姻方面也有很多胡汉联姻的例子，北魏宗室甚至打破了界限与南朝世族联姻，一些汉族名门望族也开始与北魏贵族联姻，虽然这是出于政治考虑，但是这种胡汉联姻的风俗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潮流。就连皇帝也不再重视北魏贵族与汉族的界限，甚至还鼓励他们联姻，南人北迁引发了婚姻的变化，展示了民族融合带来的巨大变化。结语
【@血与火中的大迁徙，从“南人北迁”现象看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融合】自三国时代到魏晋南北朝近五百年间，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变革中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南人北迁是主要的迁徙趋势，朝廷腐败、南方政局动荡、北方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需求，吸引了南人的北迁。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更是促进了南北方文化在迁徙中不断交流融合，从冲突走向和平，从不共戴天到紧密相依，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从这时开始，各民族才真正在血与火中融合在了一起，有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