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亥一即位就杀李斯，是赵高唆使，还是另有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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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篇》中关于商鞅变法对秦国的改造，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商鞅变法后）耕战是人民唯一的获利途径、唯一的上升通道，秦国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大兵营、一家大农场。”
正是依靠这座大兵营、大农场，秦国碾压山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这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是七世之余烈铸就的“祖训” 。
但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从诸侯国到大帝国的变化，让原本举国“大兵营、大农场”的定位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平民靠耕战获利，上升渠道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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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危机在于，如果要继续保持“大兵营”的定位，就要解决向何处用兵、与谁用兵的问题。
秦帝国的解决方案是北修长城、筑皇陵，同时继续征伐南方。
为什么选择征伐南方？在于秦军的主力是步卒，往北方用兵面临着对游牧民族骑兵的兵种劣势。
那为什么秦帝国不组建自己的骑兵？
这就要联系到另一个定位：大农场。
秦人的组织方式是“全民皆兵、全民皆农” ，在农闲时候即便拿着锄头照样可以进行军事训练，于是农民放下锄头拿起长矛就是步卒，却绝对无法成为骑兵。
成为骑兵，需要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物质条件就是要有马，有马就要养马，养马需要草料、种草就不能种粮食，不种粮食就违背了“全民皆农”的祖训。
因此，秦军不可能具备拥有骑兵的客观物质基础。
而技术条件，就是骑兵需要具备的骑射技能。
但骑术和射术，在务农时是没有条件训练的，尤其是在当时没有马鞍的情况下，骑术并不是一件能够轻松掌握的技能。
所以，秦帝国一定是北修长城南征伐，因为南方的丘陵地形更有利于步卒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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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危机在于如何继续保持“大农场”的国策。秦国在短短十年间就灭掉了六国，但六国情形各有不同，有的地区适合农耕，但有的地区就没法进行农耕。
不能农耕地区的人民，如何获得和农耕地区人民一样的“获利途径”和“上升通道” ，就成了摆在秦帝国皇帝面前的巨大问题。
“基本国策”无法“一刀切”地执行，自商鞅变法以来的“祖训” ，面临着新的制度设计需求。
最后，危机还在于统一后的秦帝国面积，超过了原来秦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不管是北修长城，还是向南征伐都面临着人员调集、进发以及保障的问题。
所谓“皇帝不差饿兵” ，战争状态下的消耗是非战争状态下的数倍，往往军队从调集到转运到前线，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粮草，作战时更需要装备和军需。
秦国原本的国策，是军士自备军需和粮草，但战线拉长之后这种自备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于是，摆在秦二世胡亥面前的，其实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心理考验：推翻七世以来的成功做法，再建帝国制度管理体系。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在心理上否定自秦孝公以来至始皇帝的全部成功经验，完成“弑父礼” 。
这一点对于胡亥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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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孝公以来的秦王，基本上都沿用这样一条成长路线：在心理上完成“弑父” ，但在形式上却完全继承“父制” 。
心理上的“弑父” ，表现在秦孝公即为启用商鞅变法、劓哥哥赢虔、削世袭贵族；表现在秦惠文王则为车裂商鞅；表现在秦昭襄王则为启用范雎、消除宣太后及魏冉势力；表现在始皇帝则是诛吕不韦。分页标题
可以这样说，四位秦君是通过标志性的内部清洗，来完成对前任君王的“超越” ，但他们始终如一地执行了商鞅的“大兵营、大农场”路线。
这样经典的“弑父礼” ，秦二世胡亥也一样操作了。
族灭李斯，很难说不是秦二世期待完成心理“弑父”的行为，但是对胡亥来说，仅仅这样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就像“随着每个孩子的出生，新的和非常经典的潜力就会出现”（爱利克?埃里克森《游戏与理智》）。
【：胡亥一即位就杀李斯，是赵高唆使，还是另有他因？】各种新矛盾、新冲突纠缠的时代，需要的是像汉武帝那样的“新规则、新秩序的创立者” ，而不是秦二世这样的“父制”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