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异闻史■乱世之下论才不论德，北宋初期的文人为了做官，竟情愿不要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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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气节”一向被视为立人处世的标准，更是被看作衡量社会的精英阶层——士或士大夫人格标准的价值尺度。然而，北宋初期，由于受易代之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淡薄，文人中以名节操守作为立身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一、北宋士人名节意识的缺失的原因
1、“士人鲜蹈礼义”的社会环境
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进一步高扬和强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以忠孝节义等为核心的名节意识，也在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由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和深化。然而，北宋初期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的淡薄，这无疑与五代时期“士人鲜蹈礼义”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五代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干戈纷争、王朝急遽更替的时代。由于受战乱影响，儒家三纲五常之道丧失，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 。在“天理几灭”的时代环境下，文人名节意识和操守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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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宋初名相范质，五代时期先后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为官，后周时曾任兵部侍郎、枢密副使、中书侍郎等职，最后官至宰相长达九年，周世宗临终前，接受遗诏为辅佐恭帝的顾命大臣。后周恭帝嗣位，又加封范质为开府仪同三司，封萧国公。建隆元年（960），后周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征，至陈桥发动政变，黄袍加身返回府署。
作为辅助供帝的顾命大臣，范质在君主易位时“降阶受命” ，拥立新主赵匡胤为帝，从儒家忠君观念看，范质无疑缺乏臣节，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宋太宗称范质一生虽然“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 ，可圈可点可敬，但遗憾的是“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 。
2、入宋士人的尴尬：降臣的身份
入宋文士以江南地区为主 ,他们多文采飞扬, 但是人格上又有先天的缺陷。一是降臣的身份 ,很难再奢谈人格节义。二是南唐本是奢靡之地 ,文化发达但士风不振。受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以及唐末五代伦理道德崩溃的影响，因此宋代立国之初，儒家所倡导的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在士大夫身上严重缺失。翻检史籍，不难看出，在北宋初期的入宋文人中，缺乏臣节的无行文人可谓俯拾即是。学者马茂军先生曾将入宋文士的情况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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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节义观念全无的战国策士型，其中典型代表如樊若水。他心中已无祖国概念，惟纵才施能，游说诸侯，一国不用，则往他国，在他身上，只能见到战国策士的权与势，义和礼丧失殆尽。二类是原本忠于南唐，随李后主一起以降臣的身份进入赵宋的。这类人噤若寒蝉，苟且偷生，处境尴尬，难以振作，如随后主降宋的徐铉。三类是投奔富贵而来、不知节义为何物之类的无行文人。如张洎，一个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的势力小人。
四类是降宋时年纪尚幼，主要活动在赵宋而骤得显贵者，受时风影响而不讲节义的。陈彭年、钱惟演就是此类文人的代表，像陈彭年被章圣知遇，竭精尽思，以固恩宠，急希进用。应当讲，这几类文人在史籍中是不乏记载的。二、北宋初期文人名节意识淡薄的表现
1、趋炎附势，追求明哲保身
北宋初期士大夫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的典型事例是在宋真宗天书下降闹剧中扮演的角色。宋真宗在位期间，为了更好地利用道教服务于赵宋政权，加大了对道教的扶持。为此，他亲自导演了“天书下降”的闹剧。当宋真宗煞有介事告知神人天降之书时，当时朝臣除孙奭一人提出非议和批评外，其他臣子大都争奏符瑞，奉承恭维，不敢对天书有所质疑，即使像名相王旦、寇准也不敢公开表示质疑而有所非议。分页标题
以“天书下降”的闹剧为开端，真宗时期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崇道热潮，兴建宫观、封禅祭祀、迷信祥瑞等事也次第展开，以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李仕衡，在宋真宗封禅祭祀活动中，为了讨好宋真宗，以求得个人升迁，利用掌管“计事”的便利条件，不遗余力为宋真宗筹措物质钱财。他在中表现出来的俯仰随世、媚俗予人的行为，以及“素贪”之品行，是缺乏名节操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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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宋的文人中，张洎也是一个卖身求荣的代表。不仅儒家的节义谈不上，就连人品也成问题，即贪生怕死又奸猾异常。身为太祖、太宗两朝大臣，张洎不以忠信事上，反而邀宠固位，议事常常迎合皇上旨意。居官期间，为了个人利益，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不顾名节。太宗时，与寇准同列参知政事，寇准得势之时，张洎一切政事唯寇准是从，对上则是甘言蜜语，谨慎小心，处处揣摩帝意，迎合君旨，惟恐影响自己的权位。寇准失势后，为了免遭寇准的牵累，张洎又对寇准大肆诽谤。
2、不受忠臣不事二主的纲常名教约束
北宋初期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的缺失，还体现在时人对五代名臣冯道的评价中。若算上燕与契丹，冯道便是历六朝而事十二主了，这份工作经历大概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自然而然，冯道被视作了一名毫无气节的无耻文人的典型代表。抛开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不谈，冯道的朝秦暮楚之行径与“忠臣不事二主”的纲常名教无疑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滑稽多智，浮沉取容”的政客，生活在北宋初期的文人士大夫，却很少有人对其提出非议，相反，多数人对其人格特点表示出肯定和赏识。如北宋初期文臣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称冯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再如历经六朝、五朝为官、两朝为相的宋初名相范质，则称赞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 。王溥对冯道的人格特质也表示出极大的认同。
何止王溥，北宋初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表现出与冯道相同的价值取向。《新五代史》说冯道“前事九君，未尝谏诤” 。北宋初期的文人士大夫又何尝不是这样，宋初一大批文人士大夫表现出来的“循谨守位，不求赫赫之誉”、“龌龊固宠，不能有所建明”的群体精神风貌，从中亦不难看出与冯道相似的人格特征。对冯道的欣赏及人格特点的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初期大部分文士名节意识的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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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其气节的高低无疑与世道世风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与国家社稷的安危也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北宋初期士大夫名节意识的淡薄，对世道世风、国家社稷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对于“以儒立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来说，这种消极影响和危害显得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1、《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
2、《宋朝事实类苑》
【山海异闻史■乱世之下论才不论德，北宋初期的文人为了做官，竟情愿不要名节】3、《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