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女性是疫情里最大的输家？如果没有良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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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学家预测，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跟进，全球新冠疫情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将超过男性，从而将进一步加剧现有的性别不平等。
当重大疫情或灾难发生时，现有的社会经济差距就会暴露出来。这些差距会随着灾难持续而越发明显。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他们从灾难中恢复的速度也不同。而它给社会部分群体带来的影响，有可能永远也无法恢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经济学助理教授贝琳达·阿齐邦在研究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后指出：“女性的经济恢复速度可能比男性要慢，这可能进一步扩大现有的男女薪酬差距，并且减慢全球女性获取成就的步伐。 ”
这一论断是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全球多次经济和健康危机之后得出的社会经济学结论——比如美国的卡特里娜风灾，和每隔十几年就会袭击非洲北部的脑膜炎疫情。通过研究政府和个人如何应对这些事件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创建一套“剧本” ，帮助政府和社会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疫情或“意外灾害”造成的负面影响。
卡耐基梅隆大学泰珀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塞文·叶尔特金表示，在已经存在“结构性差异”的所有领域，疫情给人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是终身的。在美国和欧洲，就业和工资上的性别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非洲和亚洲，而当地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还会使性别差距问题进一步恶化。
叶尔特金表示：“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打击，很可能会拉长性别平权的进程。我认为很可能要等上一代人的时间，比如再过30年，这种差距才会显著缩小。 ”
这是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刚好踩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上。
叶尔特金说：“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即将创造‘大新闻’的阶段了。 ”在疫情爆发前，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境遇已经引起了人们对男女薪酬不平等问题的关注。 “指针只移动了一点点。 ”然而随着疫情的爆发，美国人民集体进入“避难”模式，几百万儿童无学可上，叶尔特金发现，这个指针又开始往回倒退了。
叶尔特金对《财富》表示：“在过去一周半左右的时间里，我在Zoom上接了无数的电话。 ”作为泰珀商学院的高级副院长，叶尔特金要负责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把整个大学的3000多门课程改成网课。
“我们所有的会议都在Zoom上开。你会发现，所有女性都是在家里登陆的。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成就的女性，但是在视频的背景中，你可以看见她们的孩子在跑来跑去。这样的话，你就肯定会分心，或者暂时离开一会儿，去做一些事情。 ”
相比之下，男性要么是在大学的办公室里登陆，要么即便是在家里登陆，也是在属于自己的私人房间，不必受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打扰。叶尔特金表示，即便在学术界， “这虽然是一份白领的工作，但现实就是这样，无论从个例还是从总体数据看都是一样的。 ”
因此，在疫情期间，女性在家办公的效率很可能低于同样在家办公的男性。阿奇邦认为：“再加上女性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的成见，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 ”即便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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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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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家庭的夫妻双方都有全职的工作，那么遭遇疫情冲击时，理所应当地应当确保赚钱更多的那个人去工作。但这种机会成本的计算方法对女性很不利（尽管根据美国劳工部今年一月份发布的数据，美国就业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达到50.4% 。）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女性的收入大约只有男性的七成。德美利证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女性表示，她们的收入少于她们的伴侣。而美国进步中心的一份最新报告表明，美国有64%的兼职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叶尔特金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经济困难时期，企业都在拼命削减成本，因此这些兼职工作总是最先被裁掉的岗位。
最后从全球角度看：联合国今年3月初曾表示，世界上迄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的性别平等。在薪酬平等方面，美国在153个国家中只能排到第53位。
因此，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多数家庭看来， “疫情期间，重点是男人要干好工作，保住饭碗，而女人则要照顾好孩子和家庭。这种情况无疑将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叶尔特金说。
此前美国劳工部曾宣布，随着女性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比重越来越大，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企业出现结构性变化，比如增加带薪产假，或者在工作时间上出台更灵活的安排。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暂时还实现不了的预言罢了。
叶尔特金表示：“不幸的是，疫情的冲击还可能产生一些永久性的影响，使这些努力彻底白费。 ”她进一步指出，如果你仔细观察劳动力市场上的文化心态，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对女性很不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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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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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家庭里，如果一个孩子到了可以照顾兄弟姐妹的年龄，往往也是女孩成为“扶弟魔” 。这种现象在美国也很普遍。
阿奇邦指出：“父母们或明或暗地都有这样的态度，他们认为女孩或者说女人更善于照顾家庭。如果所有人现在都在家学习，那么女孩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照顾弟弟妹妹，这肯定会对她的学习造成很大影响。所以这绝对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阿奇邦在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脑膜炎疫情时，发现了一种更极端的应对机制。脑膜炎是一种会感染脑部和肺部的疾病，大概每8到14年流行一次，其影响波及北部非洲的23个国家，受影响人口达7亿以上。如果不治疗，死亡率可达50% 。阿奇邦重点研究了脑膜炎疫情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政策制订者可以制订哪些政策缓解疫情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健康、收入和失业这四个重要问题上。
以教育为例。父母不愿意像投资男孩一样，为女孩的教育投资，这既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女性的工作机会可能没有男性那么多，愿意雇佣女性员工的企业也相对较少。即便企业愿意雇佣女性，付给的薪酬也不如男性——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也包括欧洲和美国。
“所以作为父母，我会想：‘当我的成本增加时，我该怎样确保效益最大化？也许我应该减少对女儿教育的投资，让女儿去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 。 ”阿奇邦解释道。
阿奇邦发现，在历次疫情中，这种现象都在反复上演。她还发现，只要一个女孩辍学三个月以上，基本上就再也不会继续接受教育了。分页标题
阿奇邦认为：“政策应该放在让女孩和儿童（不论男女）回到学校上，确保所有孩子的教育不会因为疫情而掉队。因为如果你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你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就更少，你就更难有机会跨越经济社会的阶层。 ”
阿奇邦认为，一旦女性因疫情而失学，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贫困的代际循环。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如果从小辍学了，等她成为母亲后，她能给孩子提供的教育也就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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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女性是疫情里最大的输家？】如何减轻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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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邦和叶尔特金都表示，好的政策可以扭转这种局面。
阿奇邦表示：“如果在劳动力市场、失业和健康方面，没有真正有针对性的、协调一致的、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和投资，那么即使是在美国，招聘、就业和工资上的性别差距也会继续扩大。在这些方面，制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府的行动对于长期的结果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
叶尔特金的研究重点是设计与社会保险和政府债务管理相关的财政政策。她表示，要想减轻疫情的影响，政策就必须具有针对性。
“虽然从操作层面上来说，给每个人发1000美元要容易得多——因为你不用担心做选择的问题，但这并非正确的政策。政策是需要量体裁衣的，需要瞄准最脆弱的人群。 ”而女性恰恰在这些弱势人群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很多女性从事的是不重要的服务行业，工资是按小时计酬的。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危机。但是在经济危机中，有一些群体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并不是那些可以在家办公，继续拿薪水的白领男性。 ”
叶尔特金认为，如果疫情导致很多企业停工到秋天，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停滞六七个月，那么“美国的性别平权进程很可能要倒退几年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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